涂尔干与皮亚杰儿童道德教育思想的比较及其启示

涂尔干与皮亚杰由于不同学科背景和学科立场,在儿童道德教育进行研究方面有不同理念。特别在惩罚、他律与自律等儿童道德教育观点上有较大差别。皮亚杰还在其著作专门批判涂尔干。笔者通过对二者儿童道德教育思想的比较,以求获得儿童道德教育工作的一些启示。     

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百年研究综述

从19世纪90年代起至20世纪90年代末这100多年间,西方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研究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主题、保守性、连续性和方法论上.涂尔干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研究经历了起步--中断--复苏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关于涂尔干思想研究可分为两大层面:一是对涂尔干思想本身的研究,二是从涂尔干理论对分析现代社会的实际问题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出发进行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涂尔干思想的研究在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局部性研究较多而整体性研究较少、对西方最新研究成果关注不够、专业术语翻译不统一、误读原著等明显缺陷.     

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争执: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要把握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对其基本思维方式进行辩护和反思,我们应将它置于它曾经努力挣脱的学科体系中,并把它视为对现代伦理学的一种回应。本文通过检讨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道德科学对伦理学的两点批评来触及社会学的基本主张。针对伦理学把自己理解为一门立法科学的定位,社会学强调只有从对道德事实的实证研究入手,才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规范。针对伦理学把实现人的本性作为道德的目的的观点,社会学主张从社会功能出发来界定道德。可以从这场争论中看到社会学如何试图通过对经验现实,特别是非西方民族的宗教和社会形态中的合理性的把握,突破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典范地位,进而为人们构想现代社会和道德提供不同的思想资源。     

涂尔干:道德本原与现代潮流——以自杀类型为线索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涂尔干的《自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本文尝试从自杀类型入手,联系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与原始宗教的著作,揭示涂尔干有关人性与社会之健康道德本原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涂尔干关于法国中等教育史以及政治和法律史的讨论,深入发掘涂尔干对西欧现代社会之源起和演进的思考。在涂尔干看来,正是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发展,导致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病态。要克服现代社会的这一危险倾向,必须回到历史来考察现代潮流的源起和演进,才能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接续传统,重建人心和道德秩序。     

个体的自我保存与社会学的现代道德人格属性:《自杀论》中的双重结构

根据涂尔干关于自杀的定义,自杀必然意味着有意识的选择死亡。死亡只有一种对立面,即不死,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项。所以,当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讨论自杀的时候,同时必然是在隐秘地讨论自杀的对立面,即自我保存。在《自杀论》的中译本中,这一隐秘线索的许多证据都被清除,导致书中“自我保存”这一线索在中文学界没有受到重视。本文尝试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理解涂尔干的这一线索。他将不同类型的自杀视为不同道德的极端表达,在具体分析中常常采用一体两面的视角去讨论行动者在何种道德状态下才可能实现“自我保存”。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说明,涂尔干对这三种自杀类型的界定,以及通过这一界定所呼吁的道德状态,与他对社会学的界定有内在实质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涂尔干来说,社会学本身即是某种现代道德人格的表达,而这种道德人格对于现代性个体与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都具有自我保存的效力。     

从政治技艺到一般社会学——重新考察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遗产

通过考察涂尔干的一般社会学及其论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涂尔干建立的从特殊科学到一般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他力图扩展的政治学古典分析框架直接相关,他的一般社会学则扮演了传统政治学的角色。沿着涂尔干最初的论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之间的关联,并搭建一个用以理解其政治学说的框架。涂尔干将政治范畴从纯粹的政府理论扩展至社会总体,目的是将后者作为现代政治的首要问题。唯有在此框架下,他的政治理论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最后,涂尔干并未否定政治的首要位置和政治家的地位,他主张的带有文明论和整体论色彩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社会学遗产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揭示。     

从心理学到社会学唯灵论 ——对涂尔干《哲学讲稿》中早期社会哲学思想的述评

对于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人们往往将其归为"实证社会学"和"社会实在论"的范畴,是谓社会学三大传统之一。比如,作为实证社会学代表作的《自杀论》,虽然其对数据的处理技术不如当下,但作品运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还提出了自杀的免疫力系数这样的统计指标,已经颇似     

墨子“尚同观”与涂尔干“社会团结观”之比较——基于管理伦理的视角

墨子与涂尔干一个明显的思想共鸣是对于社会群体的认识和提倡。两者都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结成协调一致的组织关系的必要性,但在如何维护组织关系方面却存在不同。在以往对墨子思想的剖析中,许多研究者仅仅针对墨子尚同观念进行整体性的释义,而墨子的尚同思想可以从行为尚同观和道德尚同观两个层面进行解读。在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涂尔干所倡导的团结基于并囿于行会制度的规范,而墨子更勇于追求基于道德认同的团结。中西方＂观社会＂的不同视角或将管理伦理带入更深的思考。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追寻神圣社会: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

本文试图从涂尔干所揭示的失范之现代性内在根源入手,详细剖解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以此来表明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是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间,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连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为了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涂尔干分别从法团、国家、财产、契约四个规范性范畴出发,对社会的性质做了历史论证。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其宗教研究中,还从本体论、实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方面对社会存在做了证明。最后,本文还表明,涂尔干对教育核心议题的讨论,是试图解决道德的凝聚,乃至文明内在精神的传承等问题。本文希望以此来纪念这位思想的集大成者逝世一百周年。     

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孔子道德教育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仁"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以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是其道德教育的具体目标,内容则涵盖了孝、悌、忠、信、恭、敬、耻、勇等众多道德范畴。孔子的道德教育的成功是同其"言传身教、学思结合"、"克己修身、见贤思齐""、博学约礼、躬行有恒"的教育方法分不开的。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思想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探究。     

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孔子关于道德教育思想包括:一、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二、重视道德人格的塑造;三、注重自我道德教育;四、独到的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五、强调以德行政.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重要价值.     

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 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及相关著作的解读

涂尔干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涂尔干有关道德论述的脉络当中去。涂尔干对于“道德始于群体成员资格”的论断,决定了在他的分析当中,不同的群体具有等级差异性,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无疑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必须回到民族国家来阐述道德的形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世界主义,这是一种鲜明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道德统计学的社会观:塔尔德与涂尔干之争再考察

鲜有人考察19世纪法国的两位重要社会学家塔尔德和涂尔干之间的争论。本文以两人都倚重的统计学方法为切入口,深入考察两人论辩的实质问题,并力图呈现论辩背后的社会观差异以及各自对社会秩序之基础的思考。塔尔德试图以客观概率的方式去捕捉作为主观变量的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涂尔干则秉承以凯特莱为代表的道德统计学传统,试图通过纯粹客观的统计数据来捕捉具体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正常状态。通过对两人统计学基础的不断追索,本文认为,两人的实质差异在于：塔尔德试图超越社会本体论思考,用单子论的方式把握和理解现代社会特征和秩序的基础,而涂尔干仍然从社会本体的角度做社会学式思考,探寻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础。     

教育知识与圣俗二分：从涂尔干到伯恩斯坦

“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命题是涂尔干研究人类总体知识的落脚点,也是伯恩斯坦理解教育知识的社会性质的起点。本文试图重新理解涂尔干这一重要却不断被误解的命题,从“圣俗二分假想”入手,还原涂尔干知识社会学背后的问题意识,并呈现伯恩斯坦对圣俗二分的思考。研究发现,伯恩斯坦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知识及其社会基础的思考,从双重社会性假设出发阐释了教育知识的分类原则,另一方面也阐明了圣俗二分所蕴含的教育解放的可能性。     

埃米尔·杜尔克姆

埃米尔·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旧译涂尔干,亦有译迪尔凯姆。法国早期社会学家。他先后在法国和德国学习法律、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1887年受任波尔多大学专门为他设立的社会学教授职位。五年后,被召聘到巴黎大学任社会学和教育学教授。1897年,他创办《社会学年刊》,吸引并培养了许多热心的合作者与爱好者。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现代化”——西德社会学家乔内斯·贝格尔在沪作学术报告

应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等单位的邀请,西德贝格费尔德大学社会学教授贝格尔于1981年11月10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作了题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现代化”》的学术报告,主讲了现代社会理论及马克思、斯宾塞、涂尔干、韦伯等几个主要社会学奠基人的理论。他认为在这几个人的社会学理论背景中存在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即都贯穿着“分化”(Differentiation)的概念,但对于这一概念的内容却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贝格尔着重解释了这一概念及     

浅议道德氛围

道德氛围是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传统习俗来维持的道德现象的综合体。它产生和形成的内在要求是合乎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发展,外在要求是需要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支持与配合,为此必须造就一个良好道德氛围的措施与方案。     

社会秩序的建构模式——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例

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同样试图探讨社会事实的存在,涂尔干通过分析澳洲社会的生活,发现集体欢腾之下产生的集体意识维系了社会的运行,借助于图腾标记不断强化的集体意识回答了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     

伦理学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道德思想范畴》评介

《道德思想范畴》一书是1982年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育学院讲师F. E.特雷纳。本书作者在1983年10月号的《道德教育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伦理学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道德思想研究中一个被忽略了的范畴》的文章,对他1982年出版的《道德思想范畴》一书中的某些重要论点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阐述。文章指出,以前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分析和实验性的研究几乎都未能考虑到对道德本质存在着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