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意识与唐宋元小说批评的进程

唐宋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创作,小说理论在唐宋元时期面临如何真正走上艺术审美批评之路的问题。从唐之“史氏流别”观到南宋之“史说分离”观,再到元之“说大于史”观,史学意识在唐宋元小说批评中的隐现及其渗透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走向艺术审美批评的艰难历程。     

文艺批评方法与方法论再思考

文艺批评方法与方法论再思考董运庭文艺批评迄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古代大量的“诗文评”和西方所谓“诗学”，是它的古典形式。有文艺批评就一定有批评方法，有批评方法就有必要赋予理论形态的总结。马克思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     

五行观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的影响

五行观在中国古代是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立场,既是中国人把握世界的模式,自我理解的模式,也是人行正当性、合理性的理由。从上古至西汉,五行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周期。这个周期,从中国古代社会^伦秩宁建构实践及思想反思的过程角度看,为先秦子学前的制度建设实践一先泰子学的人文反思——秦汉的“社会规范的人为思辨的策略安排”的三纲五常观三个阶段;从五行观理论性质的演进看,为宇宙论的五行观——人学反思的五行观——宇宙论基础上的社会政治论五行观。五行观发展的历史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当下的新伦理道德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趋势与“真实”诉求

透视历史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聚焦其与进化观念对中国现代白话文确立、文学观念与史学建构起到的理论支撑作用.传统“文以载道”观、舶来理论、中国现代社会特点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现代文学批评外部研究的趋向及特点.追溯现代批评对文学外部因素的关注,探究文学外部研究方法形成的历史与特征,探讨该研究趋向导致的文学与批评的“真实”诉求,分析文学“真实”被赋予的科学精神、道德勇气以及引起的后果,对理解现当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文说--一个还原中国古代的命名

中国古代蕴藏了大量的有关文学的言说和著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命名就从没间断过。主要命名有“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文论”,可都有不足。相比较于这些外来的和现代的语汇,“文说”倒是历史的还原,它能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使中国古代“文说”与现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区别从名称上就可体现出来。     

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梅杰专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评析

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将个人立场与历史细部相结合,坚持还原历史,论从史出。这一重写不仅以新的史料质疑了部分儿童文学研究的主流定论,也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关系、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本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性与作品成就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传承影响关系等。这些关系有所区分地整合进了文学史的叙录评断之中,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范式。“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观的对照书写,突显了中国儿童文学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儿童本位”的重要意义,对此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撰写、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都有重要价值。     

试论中国古代的领导本质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存在着比较完整的领导本质观。探讨中国古代的领导本质观，应以“王”作为出发点和中心范畴。中国古代领导本质观不但对古代帝王将相的统治、领导活动予以规范，也对现代社会的领导活动有着某些深刻的影响，应成为中国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文体、文体批评及批评文体

文体、文体批评、批评文体这三个概念都可以说是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我们仔细探究这三者可以发现它们的构词成分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所以文体、文体批评、批评文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王国维曾经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同样的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体。我们要想理清批评文体和文体批评,首先得明确文体这个概念。约翰.米德尔顿.默里认为“一场关于文体的讨论,哪怕只伴有科学考察的某些严密性,就必然会涵盖全部文艺美学和批评理论。”我们姑且先不论这句话是否有失偏颇,但是文体讨论的重要性还是十分明了的。“文体”在中西方都有渊源的历史。在西方,文体最初是源于修辞学,是隶属于修辞学的一个概念。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就明确表述过修辞学与演说艺术有关,而演说艺术主要靠的就是语言的表达。那个时候文体的服务目的就是如何使语言表述能够运用得更加恰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虑见解的逐步完善,文体跳出囿于修辞的成见,逐步将它的涵盖范围扩展到诗学等方向,不再是思维的从属物而是思维的独特表现方式,这就奠定了现代文体学的基础。二十世纪初文体学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研究者们将文体学与语言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演变...     

中国生态批评建构的历史自觉

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和信息时代,生态危机日趋严重.人们将目光转向地球,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应时而起,成为当今研究的热门.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在西方正式提出“生态批评”这一系统化、理论化概念之前.中国在古代哲学、古代文论和生态作品构建等方面早就自觉地运用了生态批评的理论或方法,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学观点和深刻生态批评思想,这是一种历史自觉,也就是说中国在生态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大大领先于提出“生态批评”这个概念的西方.由于深受天人合一观念影响,再加上中国工业发展滞后和近现代国难当头的原因,中国并未在在生态批评领域形成系统化的观点和体系,而且中国现当代的生态文学作品也存在着题材单一和模仿西方的问题,这也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     

王夫之的朴素辩证法

毛主席说:“辩证法的字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明末清初法家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就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发展和史学自身发展的认识起始甚早,并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的实践中,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理论与方法论.在清代乾嘉时期史家中,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原则的认识,包含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尊重前人史学成果、知人论世评价史学牙(弊得失诸方面内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逻辑进程(上)

文章就二十世纪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逻辑进程 ,在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基础上 ,分别从二十世纪初、“五四”时期、2 0 - 70年代、新时期这四个大的历史阶段阐释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特征、其演进发展与历史局限性 ,从而深入揭示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近百年里的历史与逻辑进程。文章最后对台港地区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批评进行了评价 ,因而构成了对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全方位理论描述     

老子思想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规律使然,也是社会发展现状的要求,是合乎规律和民心的历史选择。中国古代老子的思想蕴涵了“道法自然”、“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言善信,正善治”、“无为而治”的和谐观,对处理人与自然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提高社会管理者的素质、倡导社会和谐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发展及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兴、观、群、怨”的提出对诗歌美学作出重要贡献。在孔子“兴、观、群、怨”的基础上,后人多对其进行阐发,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对“兴、观、群、怨”不断出现新的理解和补充,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理论批评。     

传统"廉耻"观与当代中国社会行政道德建设

传统“廉耻”观包括公与私、廉与贪、荣与辱三方面内容,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吏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视角之下,重新辨析“廉耻”观,对于加强新时期公民的荣辱意识,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均平意识透视

均年意识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意识中,具有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许多思想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均平理想,仅在土地分配方面,就有“均田”、“限田”、“王田”、“定田”等等方案。认真比较分析这些均平理想和方案,我们可以从中透视出中国传统均平意识的大致轮廓,即中国古代社会中曾经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均平观: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均平理想;一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的均平理想。     

在限制中自由--论李健吾对古代文论的承传与转化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生成得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厚滋养并进行有机转化,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中尚需深入的部分.李健吾作者中心论的批评观导源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言志"的文学观,自我潜入的批评策略则秉承于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批评传统.正是依凭着中国古代文论扎实的本土资源与对西方文论的圆融汇通,李健吾文学批评获得了自由高蹈的独特型态.     

论康有为的进化思想及社会历史观

康有为进化思想的渊源主要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和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以及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康有为对进化论进行了吸收与改造,并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一套系统的“三世”进化理论,其渐进说与革命派的突变说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     

朝鲜诗家申钦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

朝鲜诗家申钦的诗学批评理论,在继承前人诗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内容涉及唐诗、宋诗、明诗以及朝鲜本国诗,审美眼光独到,体现出朝鲜诗家对中国古代诗歌、朝鲜古代诗歌的鉴赏、品析能力,为我们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左眼”看中国的三种视像——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尔特中国行文本的互文性分析

欧洲左翼知识分子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尔特分别于1955、1972和1974年访问中国,并各自留下亲历中国的记录文本。由于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中国行不同的在场遭遇,他们关于中国的感受见解大相径庭。萨特的“红色中国”观、安东尼奥尼的“两种表情”中国论和罗兰·巴尔特的“负片（Negative Film）中国”观,除了分别显示他们“积极介入”的存在主义文学观、“积极疏离”的间离理论和“判断悬置”的现象学方法外,还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观察中国时视点转化历时化的过程。他们中国行的三种视像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国立场嬗变,也为我们认识特定时期的中国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