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理论分析

从行政立法质的方面看,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有助于提高行政立法的公正性、人民性或政治合法性。从行政立法量的方面看,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有益于法目的的实现,有助于行政法律秩序的建立。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在具体的实施中也会遭遇一些实际困难,如利益不平衡性问题;效率问题;专业技术背景问题;宪政支持问题等,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中美行政立法程序的对比及启示

与美国相比,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存在着公开性和参与性不强、立法程序单一、利益表达程序虚化、立法听证形式化等诸多问题。为了规制行政立法,使行政立法体现主流民意,同时让弱势和少数群体的声音能够得以表达,必须使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体现程序公开、公民参与、利益多元的原则。结合中国情况借鉴美国行政立法程序与理念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进路。     

析亟待扩大适用范围的我国行政立法听证程序

行政立法听证程序是指行政立法主体在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前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的机会以及行政立法主体听取意见、接受证据的程序。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存在缺陷 ,确立行政立法听证程序适用范围应坚持利益平衡、公正与效率相衔接、公开与保密相协调三原则 ,采取立法方式。     

论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立法基本原则是行政立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行政立法的性质和特点直接影响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有依法立法原则、利益平衡原则、民主公开原则、成本效益比较原则.     

论行政立法的中立化起草

我国行政立法主要是由行政部门自己起草或组织起草的,这使行政立法内容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色彩,偏离公正;同时还存在着因立法技术不高、经验不足而大大影响立法质量的现象。为了实现行政立法正当性的要求,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并使行政立法能够顺利实施,有必要实行行政立法的中立化起草。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建立行政部门在起草中的回避制度,成立独立的、专门的行政立法起草机构,还可通过委托和招标的方式将行政立法交由社会机构起草。     

群体竞争、立法博弈与行政垄断豁免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过程中有关行政垄断豁免的反复变化,集中体现了多个利益群体间的竞争与博弈,最终的立法结果也是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设定一个三方群体竞争模型展开行政垄断豁免相关利益群体的立法博弈过程研究,对与行政垄断豁免相关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消费者三个利益群体在立法过程中的竞争行为和稳定均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企群体集体行为的优势决定了其在群体竞争中的胜出。三方群体竞争可以实现稳定均衡,但由于再分配无谓损失的存在,这一均衡仍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行政执法规范化路径论析

行政立法和行政问责处于行政执法的两端,研究行政执法规范化的路径不能仅着眼于行政执法本身,行政立法的规范、行政问责的到位也是必须考量的因素。从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和杜绝立法者自身利益渗透两个方面可以有效规制行政立法;树立执法者公民赋权意识、程序意识和公正意识,可以从内心信念维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及时、有效、全面的行政问责,不仅能监督行政执法行为,还能救济相对人受损的权利。     

利益实现与中国城市化立法选择

保证各主体利益的实现是法律的任务。我国现行的城市化法律制度过多注重行政控制,而忽略了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导致城市化成为行政权力逼迫下的城市化,不能实现各主体的利益,产生了很多问题。减弱行政权力对城市化的控制,安排各利益主体参与城市化进程,保障各主体利益的实现,是我国城市化的立法选择。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必要性质疑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提出的同时,其司法实践的尝试却遇到诸如管辖、法庭调查、举证、辩论、裁判等方面的困难;对产生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行政机关裁决民事争议制度,立法在减少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在放弃这类职权;反观其理论本身就具有缺陷,未考虑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差异而进行简单的借鉴,导致诉讼过程中参与各方利益关系失衡.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实无存在之必要.     

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制研究——基于行政监督的视角

行政监督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全方位、全过程、专业性监督的优势,通过建立健全行政监督规制的各项机制,并将其与立法、司法规制紧密结合,才能充分发挥行政权力维护公民利益的重要作用,确保行政裁量行为的合法合理性。     

论行政听证制度的民主底蕴

作为行政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行政听证充满着民主的价值内涵和精神意蕴,它是人民主权的直接表现,是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是公正行政的程序保障,是权利平等的生动体现,是行政公开的重要内核。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民主性探讨

行政机关运行体制与行政立法的民主性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由于传统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都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使得行政立法既需要直接民主,让公众充分参与去自主立法的同时,又不得不放弃直接民主的方式,而采用间接民主制度进行行政立法。但与此同时,间接民主的监督问题无法很好克服,因而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被各国所导入。     

计划行政的本质特征与政府职能定位

行政计划的确定过程具有强烈的价值选择、诸利益的调整等特征,它不仅是行政层面的问题,而且是行政法层面的问题;不仅是立法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在现代国家,这种计划过程的混合性要素必将不断加强,因而决定了行政法学对计划行政的研究,不应仅限于行政或者行政法的层面,可以也应当确立多维的视角;不应仅限于经济合理性、技术合理性和法规范适合性,而应当同时对作为社会统合的计划展开研究,架构其应有的制定、决定构造,探究计划确定过程中的政治合理性。在确认政府在行政计划中的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如何贯彻科学、民主、法治的理念,架构各种利益均能得到充分表达和具体实现的计划确定机制,乃是包括行政法学在内的功能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行政公开的程序及方式

行政公开的程序及方式不仅能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保证行政公开行为的规范、有序进行,更重要的是,它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或实现行政知情权、参政议政权和监督行政权的重要保障。     

论宪政与知情权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信息公开立法,公民的知情权尚无法得到来自于法律特别是宪法的有力保障。而让公众了解与个人切身利益或社会全体成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信息,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政国家特征之一。因此,全面建立公民的知情权保障机制和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中关键的一步。     

行政立法的经济正当性

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行政立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对节约行政立法成本、提高行政立法效益具有重要意义。行政立法应当处理好自身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关系,重视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分析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分析。应当通过树立立法效益意识、健全立法机制、增强立法民主性等途径提高行政立法效益。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行政立法才具有经济合理性,而经济合理性是衡量行政立法正当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理念趋同、法益契合与规范衔接:环境法典与刑法典的协调适用

风险社会中环境污染风险日益严峻,环境法需要在既有规范文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法典化整合,同时也需要刑法典进行保障和配合。环境法典和刑法典在配合适用上陷入困境,是因为两者在立法理念、保护法益上存在差别,并演化成规范衔接上的龃龉。当下刑法典遵从积极刑法观的价值指引,本质上和环境法典适用范围扩张的现实需求相吻合,所以在趋同的扩张理念下以积极立法来共同应对环境污染威胁并进行前置性预防。在保护法益层面,环境法典围绕生态法益展开,而刑法典基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两者在生态法益上取得共识,并基于生态法益强化法律解释层面的联系。伴随环境法典的体系化发展,环境犯罪作为法定犯,应该强化行政从属性特征,将犯罪构成和量刑要素转移到环境法典中,采用行政刑法的模式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人本性,并利用系统化的环境法典提供实质出罪路径。     

论行政许可设定制度

为了从根本上规范行政许可、实现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统一,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包括行政许可设定主体、设定权限、设定文件的形式、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范围、设定应遵循的原则等。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实质上就是有关行政许可的立法制度。现行的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基本遵循了法治原则、人权原则和公权力配置的比例原则,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