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叙事而存在－－论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

鲁迅小说中出现的叙述者"我"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小说叙事形式具有多变性,构成超叙述层和主叙述层在阅读时的多元化趋向.这一叙述者在从《呐喊》向《彷徨》的写作过程中逐渐由"现身"转向"隐身"显示了鲁迅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有一个渐趋成熟的进程.     

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也谈弗吉尼亚·吴尔夫小说《到灯塔去》

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 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叙述者的退场——鲁迅第一人称小说初探

鲁迅注重小说这一文体的形式特征,在他的第一人称小说中巧妙地安排小说叙述者的角色及功能,让叙述者与作者区分开来,始终在幕后进行叙事,从而保证了小说的客观性。这使鲁迅的小说不仅保持了思想上的深刻性,而且确保了它的审美特征。     

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有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分. 这种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但二者又存在着相向变化的可能性、可逆性.读者在作品阅读的动态过程中可以感受与推导这一可逆性变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就包含着这一可逆性关系.     

"坦白"仪式的文学呈现——再论《简·爱》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简·爱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使得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叙述者＂读者啊＂的呼唤也成为文本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借助福柯关于＂坦白＂仪式的论述,将《简·爱》读作＂坦白＂方法论的范例,以此理解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文本成为叙述者的坦白过程,一方面是叙述者作为坦白者确立身份,另一方面是读者作为聆听者确立权威。文本意义在作为坦白者的叙述者和作为聆听者的读者二者相互作用中产生,同时也展示了夏洛蒂的叙事观念。     

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叙事距离

鲁迅的《狂人日记》运用娴熟的叙事技巧,巧妙设置文本的叙述者,通过对处于中介地位的叙述者与其它叙述主体诸要素间复杂关系的控制,形成文本内部、外部的多重对话,成功营造了小说的主题与哲思,突破了传统的讲故事形式,传递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     

论鲁迅小说的叙述者特色

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叙述者极具特色,有的叙述者带有古典叙事文学影响的痕迹,有的叙述者看似缺席实则在场,而大部分第一人称叙述者也有着无私的姿态。通过对这些有特色的叙述者形象的分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创作技巧与个人风格。     

“唱歌一般的哭声”——论《伤逝》的“抒情性”

在鲁迅的第一人称抒情性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伤逝》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它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也在于它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解甚至对立性解读的文本。这与读者对它的表述方式——“第一人称独白”,对小说之“抒情性”的不同理解相关。文章从“独白”与“叙述”、“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以及抒情内在的悖论等问题入手,试图呈现《伤逝》抒情的复杂面向和抒情主体的内在困境。     

用中国方式书写“无数的心事”——论李洱小说《应物兄》的叙述模式

《应物兄》在叙事上有很多富有意义的探索,它围绕一个叙事主线展开且叙事视角单一,却能借助人物的思绪、谈话及种种链接方法,形成一个驳杂丰富的文本。《应物兄》有意设置了叙述者和叙事视角的分离,用故事内人物应物兄的视角引发故事,再以超故事叙述者来解说故事,有效地规避了文本的零碎化。《应物兄》中每一节的标题设置富有深意,不仅是向《论语》的致敬,而且将整个叙事分解为众多独立的小故事,既让小说主题与诸多故事取得紧密关联,也同时让这些小故事兼有了以小见大的叙事效果。     

小说叙述者性别特征分析

性别特征是小说叙述者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当前的叙事理论研究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则试图从小说叙述者的呈现方式、话语动态形式及其作为反对话语这三个方面，具体剖析小说叙述者的性别特征及其对于叙事文本语法层和语义层的重要影响。文章作者参照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又力图超越这一层面，因此，文章立足于叙事文本的本体而进行的多层面的探讨，最终期待能够丰富与完善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叙事理论的建构与探索。     

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分化及其比较

叙事主体主要包括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传统小说中二者基本一致,普遍信奉叙述者权威的原则。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以及主体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西现代小说的内涵不同,导致这些变化也出现了差异:西方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方式,其主体分化动摇了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单一评价转向多重评价;中国现代小说摆脱了传统白话“口述”方式的“全知叙事”,基本上仍信奉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显性评价转向隐性评价。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分化。     

浅议《家》的叙事策略

年轻的激情、对具体境遇的深切感受和愤怒激发巴金提笔写作《家》。围绕"叙述者"这一角色和视点,小说采取设立全知视角、有效控制叙述者与故事人物间距及凸显叙述者主体意识的叙事策略来实现"叙述一个封建大家庭历史"和"倾述对一个垂死的制度的积愤"的意图,对巴金这位处于现实苦难和内心求索双重困境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小说这种语言艺术创作的过程便是将思想纳入词语的过程。     

论叙事主体的分裂特征及其意义

叙事理论尽管明确了作为叙事主体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注意到叙述者的显在地位,认为读者在叙述者身上察觉了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声音、故事的寓意和独特形式,并完成了更深层次的交流,但种种区分都昭示出叙事主体既矛盾分裂又内在统一的特征。叙事主体的分裂特征在小说叙述中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成为我们揭示叙事背后内容的隐含结构。叙事源于叙事主体的"精神分裂",表现为作者的"精神分裂"、叙述者的自由与受限以及叙事距离。     

叙述者的陷阱——谈《尘埃落定》叙述者的介入

从叙事学的理论出发,主要分析《尘埃落定》中的叙述者功能,看到了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在一种主观全知全能支配下,对整个故事情节的推动作用;同时,透过叙述者的功能,发现了隐藏在后面更深的文本叙述者的中心力量,从而确定了叙述者在小说中的核心作用.     

从双重叙述者“我”中读出“小我”现在时

鲁迅小说双重叙述者“我”的独立性叙述造成了叙述者与叙述者、叙述者与读者、叙述者与作者之间众声喧哗的冲突与对应 ,自觉的主体性意识的艰难探寻实现了鲁迅“小我”历时性过程中的现在时价值确认     

游走的视角——解读《五号屠场》的叙述者

《五号屠场》是一部富于思想又精于艺术的非凡之作,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叙述主体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影响着读者对小说的解读,也引导着读者对小说作者的理解。本文拟从叙述者角度解读该小说,从而更深刻地领悟作品的寓意。     

论《活着》的叙事艺术

针对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复兴”和蓬勃发展这一现象,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述者、叙事情境和叙事时间这三个方面重新解读余华的小说《活着》,表明《活着》不仅主题内涵深邃,而且在叙事策略上,余华在实现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体现了高超的叙事艺术。     

《伤逝》中的新青年叙事及其语体形态

《伤逝》是鲁迅的一篇非常独特的小说,在思想、在语体形态上,它都从时代共名的新青年叙事及“新文艺腔”中脱颖而出,显示了作者无可替代的思想深度和对现代知识青年分裂性、虚妄性的洞察。小说仿拟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腔叙事语体与鲁迅式哲学的个人化表述之间的冲突,使得其文本的语体形态呈现出内在的驳诘和反讽。     

《红楼梦》叙述者的现代性

对于《红楼梦》叙述者的讨论在学术界方兴未艾,然而众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多是直接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这就造成了研究结果上的隔膜。在中国文学史的情境下研究《红楼梦》的叙述者问题才是正途。其实《红楼梦》的叙述者已经具有了以往中国古典小说所不具有的品格,他是一个现代性的叙述者,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实现了中国小说的一场无声的革命。     

话本小说叙事模式述论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 ,对话本小说“拟书场”的特殊叙事模式进行了总结。指出话本小说以模拟的说书人为特殊的叙述者 ,以假想的听众为程式化的叙述接受者 ,而固定的叙述者声音与全知的叙述者眼光构成其基本的叙事视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