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过程中"人、物"分离是导致城市管理效能低下的制度成因。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解读城市管理的内涵,以北京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为案例,探索以数字化人口管理监督平台为载体,实现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对接,通过制度创新,将公共治理理念落实在城市管理的实践之中。     

论艾滋病防治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基金的例证

全球化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艾滋病的全球扩散,对艾滋病防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以其跨国界行为主体、共同价值基础、多元权力结构以及善治目标的优势,成为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最新途径。全球基金成功运作的经验充分证明,要实现艾滋病全球防治的目标,必须构建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各国政府艾滋病防治模式的转变,推动全球各类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并发挥其应有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治理人才培养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保护主义、区域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多边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是我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是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快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国际治理人才不仅需要较强的语言能力和渊博的专业知识,而且更需要自觉的家国情怀、崇高的理想抱负和真正的全球视野。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重视国际治理人才的培养,更要重视国际治理人才的使用。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国际行政法之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视野中的国际法治

国际行政法是针对跨国行政活动和国际治理中的国际行政合作关系作出的规制和调整,是在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兴分支领域,其逻辑起点和理论根基是全球治理的提出。全球治理中善治标准的实现需要引入行政法等一系列工具,因而全球治理的提出与行政法有着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关联性,行政法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行为来加以理解和分析,即规则制定、冲突利益间的行政裁决,以及其他形式规制性和行政性的决定和管理。目前,一个规范等级逐渐鲜明的"国际行政法"体系正在产生并逐步形成,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当中。     

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变迁微观补充:基于介质结构角度解析

针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变迁微观角度分析存在的一些缺失,文章围绕制度结构性变化与制度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的制度变迁问题.对已有介质结构模型作出精确化与具体化处理,引入博弈论分析工具,将制度变迁推演成为子博弈精炼均衡的分析情景,试图刻画制度变迁一般层面的微观响应机制,并利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企业制度变迁实绩印证其制度演化的理路.着力回答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变迁微观层面的机制与条件.     

“双核三方”模式下的高职旅游管理专业“2+1”人才培养模式——以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

“双核三方”模式是一种创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此模式以订单培养为切入点,以校企合作为支撑,以社区服务为宗旨,以旅游、会展服务与营销技能为核心,以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强化旅游服务与营销技能培养,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培养满足区域旅游、会展行业的人才需求.文章以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尝试为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     

Make Efforts to Develop an Olive-shaped Distribution Pattern: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for 2006-2013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 is key to shrinking the income gap and developing an olive-shaped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n China. Data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for 2006 to 2013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middle income group oscillates between 27 percent and 28 percent. It is estimated that by 2020, we will have achieved an initial olive-shaped distribution structure (larger in the middle and smaller at each end) if the average income of the lower and lower middle income groups can be quadrupled and that of the middle and high income groups can be doubled. To achieve this aim, we need to ensure that residents’ incomes rise faster than GDP, continue large-scale poverty reduction, endeavor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for college graduates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tabilize the price of goods and housing, and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n the lower middle income group.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