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与机遇：新农村建设中的律师服务与律师职业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中,律师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镇企业、在乡农民以及进城农民工等各类涉农主体。律师应当根据当前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充分了解服务对象的法律需求,运用合适的服务方法,有针对性地提供能满足不同需要的服务内容。服务当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中国律师之于社会发展的应有担当,也是其改善职业形象、提升社会地位的历史机遇。     

试论律师的消极性利益意识及其抑制

律师消极性利益意识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消极性利益意识,主要表现为对物质利益的过分追逐和对个人利益的过分关注。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在内部,有职业理想的模糊、职业理念的偏差以及职业伦理的缺失等等;在外部,有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外在职业环境的不完善以及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到位等等。抑制律师消极性利益意识,须强化自律意识、完善他律机制。     

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建议

女性约占我国总人口的一半,我国女性职业生涯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性别相关的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政策对妇女职业权利保障的弱化,具有示范性的成功职业女性形象稀少等都是障碍性的因素。促进女性职业生涯的发展,是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创作论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侧重通过女性人格的主体性建构来张扬女权意识,追求性别平等。在这种主体人格的建构当中,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纷纷从扁平走向立体,从单纯走向复杂,由被动走向主动,由欲望对象走向欲望主体,成为有个性、有思想、有追求的与传统女性判然有别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女性解放和女权发展的新景观。     

社会工作场域中的性别隔离

社会工作场域中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主要体现在职业和岗位两个层次上。照顾服务的女性化和社会工作作为照顾服务提供者的形象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而男性权力在社会工作场域中的再生产则是导致岗位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社会工作场域中的性别隔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种隐蔽的性别不平等,而且因为这种不平等会妨碍社会工作推动性别平等的使命。为了消除性别隔离,笔者建议提升社会工作场域的性别意识;推动职业期望的去性别化,促进每个从业者的自我实现;重塑社会工作形象,吸引更多男性加入。     

"大众传媒与首都大学生性别观念的发展"调研报告

本文以作者对北京市十所高校进行的主题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性别观念的发展"的调研框架为主体,依凭社会性别理论、文化批判理论以及传播学理论,根据媒介形态指标、两性形象指标、两性角色指标、两性关系指标和性别观念评价指标,分别从"大众传媒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大众传媒塑造的'时尚美'"、"大众传媒反映出男女两性价值实现之差异"这三个方面,考察了大众传媒环境与大学生通过行为所表现出的性别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普遍特征.     

社会性别意识下的农村流动妇女就业排斥研究

本文主要从社会性别意识的角度,结合目前农村女性外来务工者所受到的就业排斥现象,呈现对农村妇女就业进行排斥的主流性别意识,以及它如何使农村妇女对其进行内化而形成了自身的性别意识。重新审视现有的就业制度与主流性别意识之间的关系,关注农村流动妇女自身性别意识,有利于减轻并进一步消除农村流动妇女受到的就业排斥。     

由身体向词语回归——20世纪80年代以降女性诗歌言说策略的转换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身体写作后在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从身体到语言言说策略的转换使女性诗歌写作从性别意识的觉醒飞升到语言意识的觉醒,并迅速从面向性别的写作走向面向词语与诗歌自身的写作.自此,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呈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呈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宁静丰收,女性诗歌从此走上包含性别但又超越性剐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男性优秀"神话的陨落——女性主义文化视野中的简·奥斯丁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虽然远没有后来的女性主义者那样鲜明的女性意识,但她却在自己的文本中通过女性形象的追求精神、父亲形象的失职与缺席、男性形象的无能与黯淡以及在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时所选取的视角,传达出较强的女性意识。奥斯丁文本不但是其女性意识的充分体现,同时它们也折射出当时英国社会一些不满现实的女性渴望获得自身的人格独立、自我价值的被肯定的强烈呼声。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服务——对广东省女性服务项目的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女性服务,是否促进了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回顾了女性服务在价值取向、需求分析、介入手法等三个方面的要求,并以妇女为本、女性的三重角色、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外化问题、互助小组、集体方式、男性参与和女性参与等八项标准来考察77个女性服务项目,以理论的透镜对我国女性服务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和反思,探索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服务的广东经验.研究发现,女性服务的项目设计普遍缺乏社会性别理念,项目给女性带来的效果也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认为,女性服务的使命就在于实现性别平等从而真正改善女性福祉,而女性服务设计的核心在于社会性别理念,这正是对社会工作者性别敏感度的考验.要让服务真正有利于女性,必须培养社会工作者的性别意识,并建立有社会性别意识的资助和评估机制.     

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以新《律师法》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虚置化为切入点

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和阅卷权，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了侦检部门的普遍抵制，这种现象的形成本质上是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发生了集体失语。原因在于修订后的律师会见权和阅卷权直接影响了侦检部门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私益，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偏离了社会公义和法治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人所不应该有的伦理失范。故应当从法治理念、法学教育和自身教育几个层面上进一步加强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建设，这是法治国家成败的关键。     

对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从一则律师贿赂案谈起

从人治到法治,中国走过了一段曲折艰辛的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法制观念不断加强,中国对律师的需求不断增长,由此,律师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律师队伍的建设、作用发挥以及社会地位提升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的壮大、发展与提高,律师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醒目。然而,律师行业的发展与一些律师个人素质的培养表现出极不协调的现象:失信毁誉、道德失范、虚假宣传、争揽案源等,凡此种种,已经严重危及律师业的正常发展,如何构建律师职业道德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法律职业伦理的几个基本问题

法律活动的职业化既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由此,作为法律职业化一大基本保障的法律职业伦理业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得到相应的关注和探讨。本文从伦理学的一般原理出发,就法律职业伦理的若干基本问题———作为社会伦理现象的法律职业伦理的构成要素,作为规范的法律职业伦理的性质、特征、功能,法官、检察官、律师三大法律职业角色的基本伦理定向———进行了解析。     

颠覆与建构1990年代以来英文学界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研究

在当今中国女性研究领域,女性群体形象一直是东西方学界共同关注的主题之一,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和期刊论文。本文试图对20 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的英文研究成果加以评介,并与大陆女性研究进行比较,以期从女性群体形象的角度探讨西方中国女性研究的特点及其与大陆女性研究在理论立足点、学者性别构成、选题等方面的异同。这些女性群体包括：新女性传统女性、才女、家庭妇女职业妇女、贞妇烈女、妓女、农村妇女、女勇士、女尼等。     

社会转型期妇女社会地位的边缘化

直接或间接导致我国社会转型期妇女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有客观建构与主观认同两个方面,即劳动的性别分工、社会性别分层与科层制社会结构、性别权力关系市场化、法律政策规定的性别视角缺乏以及女性对社会性别文化的认同、女性价值观形成与自我期待等等。扭转妇女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对策是:完善市场经济,调整家庭分工,提高妇女科学文化素质,构建社会性别文化的新形态和新话语。     

法律解释视域下的律师沟通之维

司法过程中法官分别对法律规范及事实作出解释,并在两者的循环往复中形成最终的法律解释。此过程并非法官的单向、孤立行为,律师也会参与其中。律师以利益导向性作出自己的法律解释,并以沟通的形式寻求法官的理解与认同。因为法官角色的多面性,以及法律解释所考量因素的多元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并非简单的直线型,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过程。通过这种多维度的沟通,律师与法官取得法律解释所隐含的社会语境中的共同价值、理念,以及社会责任的合意与认同,协助法官完成其对事实及法律规范的解释,并通过抗辩式博弈进行法律论证,从而使法官的法律解释更具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是否顺畅,亦是决定司法是否公正的重要因素之一。     

两性职业期望差异的实证比较研究--以南京、上海为例

社会性别在职业期望差异中的模糊和多元化趋势,将会最终引导职业分工中性别差异的发展轨迹,这从一个视角说明社会发展不是加剧而是在缩小性别差异,但对不同的区域来说,这种变迁速率是不一样的.同时,社会性别的内涵也在不断地经受挑战,在劳动分工和职业选择上,男性和女性都因社会化的不同背景而导致各自的冲突,这样的冲突积聚起来就构成性别在职业中的交叉和融合,社会也将因此不断更新对性别差异的认知,并增强其承受力.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印度性暴力问题解析

近年来印度频发的性暴力事件,使得"男权文化的侵犯性"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解析印度性暴力事件频发的历史文化及社会根源,发现印度传统经典尊崇女神与歧视女性的双重塑造、印度教徒道德与信仰二元化的宗教实践、缺乏性别视角的法律文本与实践,是造成印度男权文化强盛、性别歧视严重以及性暴力频发的根本原因,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则加剧了性别关系的紧张。由此本文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有助于破除传统观念,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治与法治建设,积极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根本上祛除印度社会男权文化的侵犯性,建立双性和谐的美好社会。     

试论独生女家庭环境对促进女性成长的积极影响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人口政策,除了产生直接的人口后果外,还会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独生女"家庭内部平等意识的增长、家庭性别教育的转向,对女孩期望的提高以及父女间的频繁互动等,对于培养独生女一代现代性别意识、提高女性素质,促进女性独立、健康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新型检律关系之科学构建

检察官与律师的法律活动都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其职业功能存在合作与对抗相互交叉之处。随着新《律师法》的出台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我国检律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对立统一的新阶段，二者在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和相互救济的基础上实现力量平衡。建立新型的检律关系，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还是现实的需要。应该在转变执法观念、强化自律执法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落实律师权利保障，建立交流协作机制，实现检律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构建检律关系平等对抗格局提供可能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