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

从命名史来说,“台阁体”之称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杨万里,而称“台阁”则早在北宋欧阳修或吴处厚就已提出.宋人主“文分两等”说,台阁之文(体)与山林之文(体)已是当时论文之常谈,所谓“台阁体”之名也由此孕育与催生,成为元明清时期一直沿袭的一种基本称谓.在文学史上较为系统地建立台阁体文论体系的当属明初宋濂,他将台阁体之渊源追溯到《诗经》之雅、颂.从洪武到弘治的一百多年堪为台阁体盛行时期,这不仅是明代特有的政治生态所致,也是中国文学史中整个台阁体发展演进的一个结果.“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可以梳理、发掘和澄清过去被忽略被误读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事实.     

明代“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在明代文学中,"台阁体"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关于其具体的流行时间后人却莫衷一是,相关的说法有五种之多。以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为切入点,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台阁体"的具体特点等方面入手,对"台阁体"的流行时间作一重新检视,可以看到明代"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大致在永乐经仁宣而至正统前期,这一时间是与"三杨"的政治生命相终始的。随着"三杨"的逝去,政治生态的变迁,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台阁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自然就发生了变异。     

徐祯卿文学思想浅探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弘治七子”(史称“前七子”)为排除当时“台阁体”诗文和“理气诗”、“八股文”等虚饰、迂腐的文风而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前七子”在率领“复古运动”的进程中又出现了分化:李梦阳倾向于刻意模拟;何景明则倾向于学古中创新。“前七子”中跟何景明文学思想最为接近者乃是徐祯卿,诚如何景明自己所云:“天马行空脱羁靮,更怜《谈艺》(指     

“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与明代文化复古思潮

前人论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多将其原因归结于对"台阁体"文风及宋元诗文流弊之反动上.实则诗文复古乃是明代中叶兴起的文化复古思潮下的文学变奏.它与"书必篆隶"、"器从旧式"、"官名从古"、"礼从古制"等社会风气以及经学领域的汉学复兴、学术领域的考据学兴起、藏古之家的大量出现等,乃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     

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

以林鸿、高木秉为首的闽中诗派活动于元末明初 ,他对明代前期尊唐诗风的演变起有重要作用。他在理学诗、“台阁体”诗风行时 ,使尊唐诗风得以保持和延续 ,又对弘、正时期诗法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明代前七子的崛起,是政坛南北之争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前七子矛头所指———台阁体和茶陵派,是南方文风的代表;前七子倡导的秦汉文风和盛唐诗风,则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此前,南方文人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前七子标榜汉、唐,含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沉寂,亦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分化有关。对宋型文化的反省,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明代文学的＂复古＂和经学的＂离道＂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明中后期,几乎贯穿整个有明一代,以初期吴越、闽中文人和中后期的前后七子为主要代表。与此相对的是明代的经学,＂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文学和经学迥然不同的学术研究走向,与＂台阁体＂影响、陆王心学压倒程朱理学及前代经学研究积弊有关。少数读书人既作为文学家,又作为治经学者,在文学和经学方面分别作出“复古”和“创新”（即“离道”）的创作和研究抉择,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其所处的不同环境造成。     

明代文坛的复古与宗派

明代(1368——1644)文学,小说、戏曲勃兴,而传统文学之诗文则表现出为复古风气和门户标榜,这一直贯串到有明一代。其中八股文,这一新兴文体也是从明初开始·绵延数百年之久,直到清末才废止。这种文体,为士子追求功名,在科举制度中考场必作的文章。明代近三百年诗文可分为几个阶段来叙述.但复古主张与宗派的建立则是一致的。一、明初洪武(1368——1398)年间,为复古之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文人多为元末之     

“弘治中兴”:基于明代文学发展史意义上的考察

与史学界对“弘治中兴说”的争议不同,文学界一致认同“弘治文学复兴”提法,却一直缺乏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中期的文学成就。“弘治文学复兴”局面主要表现为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成果丰厚,其成因得益于该朝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文学内部不断清算台阁体弊端的种种努力。弘治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既反拨明前期台阁体文学,又开启明中期文学复古浪潮,为中晚明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明中期乃至有明一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论元末明初的文学思潮——兼论高启与杨维桢之间的关系

元末明初文学成就集中在东南地区,领袖人物是杨维桢和高启。历来评论者都把杨维桢与高启的文学创作归入新型的肯定个体意志、张扬生命欲望的文学思潮。通过对二人无交往原因的探讨,发现高启其实代表了另一股完全相反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两股思潮分别开启了明代中后叶文学领域的复古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论刘瑾专权对李梦阳文学活动的影响

李梦阳是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他率先提出文学复古口号,打破了明代以来雍容平和的台阁气象,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正德初年,太监刘瑾把持朝政,这一政治事件改变了李梦阳的人生命运,并波及到他的文学创作:李梦阳因弹劾刘瑾被贬官、入狱,诗歌创作亦从以鲜明色调为主的前期之作转变成了情感基调偏于灰暗阴森的狱中诗、感怀际遇诗。刘瑾专权对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前七子"的京师唱和被迫中断,社团成员转入他学,文学复古运动辉煌不再。研究李梦阳及其文学活动,不可不注意刘瑾事件的影响。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在邵宝、储等人的引导推动下,得到初步的振兴。尽管这一文学力量仍然处于茶陵派羽翼之下,并无与馆阁文学争锋的动机和实力,但由于它在继承中蕴涵着新变,所以发展迅速,成为李梦阳等“前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船山诗论三题

一、诗歌的源泉和特征明代诗歌的成就不高,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阻碍明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却是明人自己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明初,脱离生活和现实,为统治者点缀升平的“台阁体”诗文,统治了文坛几十年。其后的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本以挽救“台阁体”所造成的危机为已任,但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新主张,只是打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期,在文学形式上刻意模仿古人,其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明代诗歌的危机。公安派和竞陵派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的种种清规戒律,提倡抒写“性灵”,对诗歌的情感特征虽有所认识,但也不重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明代诗歌这种脱离生活的“性灵”或“格调”,以及上述种种弊端,严重地阻碍明诗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连明人自己也承认的明诗成就不高的事实。     

前七子三事考论

通过对前七子及其外围成员的行踪和文学思想嬗变考察,并结合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坛形势,确定前七子领导的复古运动应该始于弘治十一年（1498）,从弘治十一年至弘治十五（1502）年是复古运动的酝酿期,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六年（1511）是复古运动的发展期,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九年（1530）是复古运动的高潮期,嘉靖九年（1530）后处于衰微期。“李、康”与“李、何”两种说法都对,只不过是就不同文体和时间段而言。前七子中只有李梦阳与李东阳有师生之谊。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台阁体作家的创作风格及其成因

本文对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明初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文章首先论述了台阁体作家的诗文创作风格,指出台阁作家作文尊崇欧、曾,文风平易纡徐,其诗歌推崇盛唐,并存在着尊杜与崇李两种倾向,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其次分析了台阁体诗文风格形成的原因,阐释了台阁体诗文创作与时代政治文化、地域文学传统及作家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台阁体作家的创作在明代所产生的影响。     

明赋递嬗中的明代海赋

海洋是明赋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初,文人多效仿西汉体物大赋,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弘治后,复古派充分发挥赋的刺世功能,抒发悲怨情怀;明末一方面避世文人以抒情小赋玩赏幽情,一方面心怀苍生的学者文士则继续高举复古大旗创作悲壮的骚赋。在明赋的发展中,明代海赋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其中受到了历史因素、政治事件、文学理论、哲学思潮、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海赋的发展基本符合明赋发展的走向,大体可分为歌功颂德、辞藻竞骛的准备期,因情立赋、面向现实的发展期与各体兼备、蔚为大观的繁荣期三个阶段。从对前代的接受而言,明代海赋对讲究征实、热衷议论的宋赋的肯定较少,而对标举古风的元赋则在题材和具体字词上多有沿袭乃至发扬之处。     

论胡广与明代文学走向台阁体的过渡

胡广作为明朝前期重要的文人和政治人物，具有关键性的过渡地位，这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表现。他在治国理学系统的建立中起着奠基的作用，推动了台阁制度的建立和台阁文风的形成与发展，在从开国文风到馆阁文风的转变过程中，从相对自由的气息到台阁气息增强的过程中，都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处于历史的过渡阶段，时代的反差造成际遇、心灵与文风上的反差，使胡广身上呈现出一些特殊性，心中的愧疚和对生死的思考始终难以释怀。鉴于胡广重要的过渡性地位，对胡广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明代文学研究。     

从明中期状元诗文看台阁体向茶陵派的过渡

明代状元诗文与馆阁文学关系密切。明代商辂、柯潜、吴宽三位状元的诗文,初步显示了台阁体向茶陵派的演变过程。正统末年,台阁体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消失,商辂的山水题画诗,代表着馆阁文学的初步转向。柯潜诗文体现的翰苑风流,对茶陵派的形成有深层影响。吴宽是茶陵派的重要羽翼,其诗体现了吴中文风与馆阁文学,亦即山林气与馆阁气的融合。对政治的疏远,山林气的融入,以及对诗的偏爱,均体现出明中期馆阁文学从实用到审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