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起源诸学说批判

在侠的起源问题上,可谓众说纷纭.截至目前,归纳起来,大致有七种说法,即侠起源于士说、侠起源于刺客说、侠起源于诸子说、侠起源于民间说、侠起源于原始氏族的遗风说、侠起源于神话原型说、侠起源于某种精神气质说,但都存在着一定缺陷.对以往七种起源说逐一加以批判,对于进一步厘清侠的起源问题,深化侠文化研究,意义重大.     

中国传统宗教的系统阐释──给中国文化的心脏作一个哲学诊视

中国历史上曾是一个被宗法式教权统治的国家。儒教是宗法式宗教的哲学 ,道教是宗法式教权的主体进行个体化追求的目标 ,佛教是宗法式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下芸芸众生的沉默的日常生活世界。儒、释、道仅仅是宗法式宗教的包装。宗法式宗教的神奇性、神秘性、神圣性的观念核心──“天”类似于原始宗教的精神组织剂“曼纳” (Mennan) ,所不同的只是曼纳是个概念 ,“天”则永远以事件的形式出现。于是 ,中国历史陷入了永恒的不能自拔的振荡过程。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上、文化上、语言上的早熟掩盖了中国原始宗教的本性。这是中国停滞落后的最直接、最根本、最切中要害的原因。     

通往自由的历史暗河--墨家侠义精神的遐想

墨家开创了古代的刺客传统、侠士精神,引发了无数文人的千古侠客梦。侠的精神经文人提纯,愈加艺术化。侠文化在中国完成了从动作野性升华至生生不息的生存哲学的全套过程,而这条线索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大多数研究只看到文化中沉静的一面,却未注意到内在精神的暇游。游侠精神,是自由精神沉潜的历史暗河。     

"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识——兼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来历和特点

知识分子不仅要掌握知识,而且要具有现实关怀和个体超越精神.以此为标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应该诞生在春秋中后期.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来源于士和儒,由武士演变而来的文士只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依托的社会阶层,由旱请雨祭之儒演变而来的教以道艺之师儒则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孕育的职业流品,西周以来礼乐文化的发展以及春秋时期社会阶层的变动促成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诞生.处于信仰失范和制度创新的历史转型期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为了宣传文化主张、引导社会舆论、重建政治秩序、树立精神权威,纷纷托古而言"道",以"道"为理论旗帜,以"善道"为价值目标,以"君子谋道"为人格追求,以"乐道忘势"为行为准则,把"道"和"文"联系在一起.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形成的这种卫道立场和原道精神,对秦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也形成了古代文学领域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     

批判中建构:论鲁迅与侠文化精神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维,侠文化精神是侠文化之话语内涵的价值核心.鲁迅对侠文化进行了批判性改造,继承和发扬了侠文化精神,致力于文化与人格的双重建构.这种文化改造思路对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从原始宗教到宗法性传统宗教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历史上是否拥有自己的国家-民族宗教,这一问题长期存而未决,被人忽视。本文认同宗法性传统宗教是我国古代阶级社会的国家-民族宗教的观点,并从原始宗教到宗法性传统宗教的角度予以多方面论证。     

"井"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变迁

汉字中的"井"既是一个常见字,也是一个多义字.它本身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蕴.其词义演变的历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由狩猎文化向农耕文化发展,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等几次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客观写照.     

郭沫若的创作与侠文化精神

郭沫若对侠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在文学创作中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在对其时代内涵的开掘运用中彰显出侠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从五四时期崇尚强力思想到抗战时期从侠义题材中开掘民族精神,体现了他的侠性心态的演变轨迹,也传达出他的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价值理想。但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意图,致使其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对冲淡。     

儒家宗法、孝悌的道统观念及其生演

儒家道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法和孝悌是儒家道统的两个重要命题。自周朝以来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皆 利用由上古原始血缘氏族制演化而来的宗法家族制度统治臣民,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法家族制度在唐宋时又演化为家族家长制。     

民族宗法文化研究中有创新意义的著作——廖杨著《中国西北古代少数民族宗法文化研究》介评

廖杨博士的著作《中国西北古代少数民族宗法文化研究》,2005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是廖杨同志于1999—2002年在兰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完成的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不断修改补充完成的。全书36万字,分绪论、宗法文化的起源与实质、夏商周的宗法文化及其向西北民族地区的传布、西北古代少数民族宗法文化起源的主要特征、民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及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宗法统治、西北民族地区土司土官制度下的宗法表现形态、西北少数民族人生礼俗中的宗法文化形态和结论等部分组成。从本书的内容看,侧重在分类概…     

“忧郁”：《上海屋檐下》的隐型意义

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描摹上海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主旨,源于1956年作者的后叙述而定论。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大众、作者与意识形态“合谋”之下的“意图谬见”。文本的隐型意义在于中国革命以及19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陷于革命、情爱与生存等诸多困境中的“忧郁”情怀。夏衍作为批判者的警醒与冷静,以及身为历史在场者的沧桑与悲悯,逾越了文学史家眼里左翼革命家身份的界限。     

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

俗史学是中国史学的真正源头,它在讲述内容、讲述主体、讲述对象、历史观念上都具有明显 的民众性特征。中国史学雅俗分流的格局正式形成于夏王朝建立之后。雅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与俗史学 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雅史学的长足进展对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俗史学长期被排挤于主流史学之外, 对民众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塑造都十分不利。两宋时期,俗史学开始复兴。近代以来,俗史学更加受到 重视。雅、俗共同繁荣的史学新局面的出现,必将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论《歧路灯》中的人物形象——夏鼎

夏鼎是《歧路灯》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其性格特征表现为集赌棍、流氓、市痞、骗子、无赖等恶人恶性于一身。其文本价值体现在他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反面人物塑造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而他的社会价值主要表现为封建统治的后继无人。     

论《水游传》在中国侠义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在《水浒传》出现之前．中国侠义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侠的出现和侠义观念的流行;侠义文学的出现;侠义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中国第一部成功的长篇侠义小说《水浒传》。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水浒传》都为中国侠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在题材选择、主题提炼、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创作模式诸方面．对后世侠义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四五十年代的文艺论争

以丁玲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其引起的文艺论争为引, 梳理出40 年代延安文学至50年代后期的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并结合她于同时期发表的另外两部作品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以及文学评论, 进一步探讨当时文艺界最为敏感的议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认同的二元对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及女性个体的自我认同。     

中华文明源于伏羲及其故土——华胥国

华夏之名应该源于华胥国和夏朝,而华胥是伏羲故国。结合古籍文献和考古学的结果,可以初步确定伏羲是约公元前4478年的华胥国的首领,伏羲诞生前后到炎黄出现时存在的华胥古国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约为公元前4600年至前2700年,地域主要为黄河中上游地区。中华文明源于伏羲及其故土——华胥国,由此应该重写中华上古史。     

论春秋《公羊传》对儒家民族伦理思想的阐释

《春秋》在汉代公羊家的视阈中是一部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家通过《春秋》之辞、笔削和书法阐释的《春秋》之义具有表层与深层两层含义。其中蕴含的体现于春秋《公羊传》中的儒家民族伦理思想集中于夷、夏可以互变、两者同样可以进化的夷夏观,它反映了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和统一的发展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成为儒家民族伦理学的精华。春秋《公羊传》的民族伦理思想来源于孔子,发端于《春秋》,由于其本质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道德自觉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莺要的影响和作用。     

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

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无论语音、语法、词汇都极为深远。西夏人努力仿照汉语编著西夏语字书、词书和韵书。通过对《文海》、《五音切韵》两部西夏官修韵书与汉语韵书的比较分析,探讨西夏人主动学习汉文化,在充分吸收汉语元素的基础上,重构本民族文化典籍的历程。     

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

先秦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的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十分模糊,比较发达的是"夏"夷"观念。其核心是中国即天下,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为"夷狄"。这种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既有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弊端,尤其妨碍了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近代外交理念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