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

有唐以来,自太宗至玄宗天宝初年,社会较稳定,经济上呈现了繁荣景象。但随着宦官的逐渐干政、专权,导致政治的更加混乱和黑暗,导致唐王朝的衰落和灭亡。本文论述宦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     

论安史之乱对王维晚年创作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王维一生所遭遇的最不幸的事件,陷贼和幽囚的生命体验是王维的心灵巨创,由此造成了王维晚年创作心态和创作倾向的改变.诗人孜孜以求的"世外桃源"化为乌有,他前所未有地关注现实政治,并用残存的笔力抒发对战争的愤慨.此外,王维在风雨飘摇的晚年陷入了赎罪的深渊,他反复谴责自己,并为救赎自己做了不懈的努力.     

“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对于唐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始终绕不过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对于唐代儒学发展的研究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对唐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思想领域造成的动荡也是空前的。随着战乱之后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儒家思想急需对自身的理论进行重建以期适应时代的需求。本文即是在详细考察史料的基础上,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进行层递的分析,由此对唐代后期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之原因进行详实的考察。     

论安史之乱后中唐雅乐的归复与实践

雅乐作为华夏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多方反映了社会观念和政治生活情况。唐初雅乐制定较为开通,既注重继承前代又着力修订、新制。玄宗时期胡乐雅乐同居庙堂之上,遭到中唐士人的诟病。在中唐士人诗赋作品反思安史之乱教训、重建盛世的探索中,能看出他们对雅乐有了更多的关注,他们有意越过玄宗时期雅乐,而从乐悬等华夏固有的音乐传统中进行复古继承,雅乐认识也由胡汉混杂的雅乐渐渐回归到传统雅乐的轨道上来。     

中唐宦官专权及对文学的影响

中唐宦官专权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面对时局,文人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或参与政治改革,或发起文体革新运动,弘扬孔孟儒学,维护王政一统,借以振兴士风,挽救时弊.也有部分文人背道而驰,以致在诗文创作中逢迎谄谀宦官.中唐宦官专权使得文人的创作心理、文学发展潮流及文学作品的体制和形态都发生变化.     

略论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

唐代前期的外交管理体系已趋完善成熟,三省六部九寺制度下的外交管理机构分工细致,配合严密。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使职差遣制度盛行,原有的外交管理机构尚书主客司和鸿胪寺变为闭简部门,由宦官把持的鸿胪礼宾使,控制了鸿胪寺和礼宾院的实权,客省使把持了客省,从而控制了外交管理之实权。虽然唐前期奠基于三省六部九寺职官体制之上的外交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并未废止,但其职权已被各种使职差遣所取代,形成了一种皇帝和中书门下直接指挥之下的由各种使职差遣具体贯彻执行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的新的外交管理体制。唐后期外交管理体制的变化,对五代和北宋前期的外交管理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

本文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 ,认为枢密　　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     

安史之乱与杜甫理想的实现

杜甫长安十年求仕未得到理想官职,但安史之乱却使杜甫得授左拾遗之职,使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有了现实的基础。杜甫对就任左拾遗有着极深的心理认同,主要表现为:授职之初感激涕零;拾遗任上恪遵职守;任上所作诗歌充满舂容祥和之气。杜甫得授左拾遗的原因,主要有三点:新建肃宗朝纲纪未立,名器不轨;唐朝廷以示招怀;杜甫逃归凤翔之举与唐朝褒扬忠君者的契合。杜甫晚年大量创作有关长安的诗歌,当与此职给予其政治高层的体验有着重要关联。     

明宣宗弊政及其对明后期政局的影响

明宣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史学界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任用贤臣,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重用宦官,过度崇奉佛教,沉迷于宫廷娱乐等,不仅为明代中后期的太监专权埋下了隐患,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论杜甫社会心态在安史之乱时期的演变

作者认为,杜甫社会心态在安史之乱时期经历了三个调整阶段而逐步完成整体上的本质性转变首先是通过对安史之乱事件本身及其社会意义的深刻解读,杜甫的社会认知发生了改变.其次是经过邺城战役先胜后败的形势大逆转,杜甫对国家实现中兴的前景失去信心,残存的社会信念彻底丧失.最后是在战争、饥饿和死亡的共同压力下,杜甫形成了对乱世的高度恐惧心理,并且产生强烈的逃避愿望和实际的逃避行为.     

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传统史家认为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唐玄宗从开元后期起沉溺声色, 倦怠国政, 因而任用非人。这一从君主个人行为模式转换进行历史阐释的视角, 虽然受到当代史家的批评,但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玄宗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而又多才多艺的帝王。从开元后期起,由于玄宗的诸兄弟和宠妃武惠妃的相继去世, 使玄宗产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观念, 同时随着天下大治, 使他在开元前期无暇顾及的对音乐舞蹈艺术的酷爱重新显露, 而且日益成为其主要兴趣。而此时杨玉环以她的善解人意和音乐舞蹈造诣, 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玄宗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他倦怠政事,以声色自娱,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

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朝军队强大军事实力作用下的结果。代宗因担心当时手握重兵的仆固怀恩勾结河北叛镇而再生战事,遂同意其令叛将分帅河北的奏请。战后,为阻止此种可能性的发生,代宗着意削减河北诸藩的土地,形成初步的军事战略格局以期消灭河北于无形之中,这体现了代宗的魄力、谋略及其初期强硬的藩镇政策。虽然这一格局终因时陷怀恩及吐蕃威胁的朝廷与趁机要挟朝廷的河北的妥协而解体,但是解决河北问题一直是代宗的计划。而河北则在得到朝廷归还的土地之后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永泰之后走上了割据之路。     

宦官家族的建构与唐后期政治研究——以宋国良家族为中心

唐后期出现了许多宦官家族,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史籍对其缺乏记载,致使其世系及事迹皆湮没无闻。新出土的《宋国良墓志》十分重要,通过这一个案不仅可具体探讨宦官家族的世系、婚姻、信仰及相关史实情况,并对唐后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泾原兵变、讨伐淮西李希烈、平定西川刘辟以及神策军京西北诸镇设置等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助益,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补充史籍之疏漏。     

从气象到情致：安史之乱期间杜诗风貌转变

安史之乱期间杜甫诗歌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展现恢弘大气的山河气象转变为生活情致的抒写。诗歌气象的展现与杜甫忠君爱国思想及盛世背景相关,而生活情致的抒写则是杜甫在战乱期间历尽人生磨难后寻求的一种情感缓释。这种转变与杜甫个人的生活环境及时代精神的递衰有关。     

宦官及东厂特务对明朝的影响

明代的宦官是人们不断诟病的对象,宦官及领导的东厂给明朝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对社会的干扰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主要讨论研究其对政治、经济、军事的严重破坏作用,以此来表现他们给官民、社会发展等造成的恶劣影响。     

试论唐代后期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

自安史之乱,宦官集团以掌控兵权为契机,逐渐插手中枢决策,手段多种多样。至德宗、宪宗之际(779-820),宦官集团成功进入国家中枢决策的核心。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是唐后期中书门下体制发展过程中官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的递变——以盛唐长安风气的形成与消解为中心

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递变的关系,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安史之乱前,诗坛在长安的集中使长安风气成为盛唐一代士人精神面貌和诗歌创作风气的主导;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风气遭到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的诗人的崛起。这些诗人原本受到长安风气沾溉,又在安史之乱的打破与释放中,回归到自己的艺术个性,使乱后诗坛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他们的艺术继而影响到大历诗坛的创作风貌,并为元和诗坛的中兴积蓄了力量。     

论唐中后期的"二元"制衡机制

唐中后期,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内有朋党"挟怨憾结,倾轧排摈",外有藩镇"力大势盛,尾大不掉",中央集权岌岌可危.于是宦官作为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迅速膨胀.内挟朝臣,外制藩镇,形成了唐中后期新的制衡机制.即宦官枢密使、神策军中尉制约外朝宰相,宦官监军使制约藩镇节帅的"二元"制衡机制.这种机制维系了唐中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随着这种机制的瓦解,唐王朝的统治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

谈到我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南迁,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东晋南朝和南宋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但是,唐后期同样出现了一次北方人口流离南下的高潮,尽管其规模不是很大,却对当时南北人口比重的变易和江南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这次人口南迁的分布、影响等问题,略谈几点粗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