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文章在对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制的内生模型,并在严谨的数理分析基础上得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均衡条件,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机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只要金融部门的效率在不断提高以及无形资本的水平在不断增长,则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成为可能;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与金融部门的工作效率呈同方向变化,与无形资本创新部门的生产效率及社会对无形资本创新的投入力度呈同方向变化,与有形资本及无形资本的弹性呈同方向变化,与时间贴现率呈反方向变化。     

新增长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含义

文章回顾了传统的和新的增长理论,讨论了公共政策是如何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的.新增长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总结出一套促进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如补贴教育、研究和开发、刺激物质资本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激励新思想形成等等,重新确立了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储蓄率.通过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这三个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建立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变人才资源为人才资本"

简述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辨析了"人才"、"人才资源"、"人才资本"、"人力资本"几个概念的含义,以及"变人才资源为人才资本"这一政府方针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关系.分析了在四川经济建设中贯彻"变人才资源为人才资本"方针的背景及现实意义.并从增长经济学角度对"变人才资源为人才资本"的含义作了概括.     

物质资本和人力积累过程中的公共支出政策——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引起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均能促使经济增长内生化.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隐含着极为重要的公共支出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可以通过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知识积累程度和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内生增长框架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基于浙江省1985～200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FDI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对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却研究甚少。本文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对FDI作用于浙江经济增长进行了三步检验：1）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2）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3）FDI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对外贸易是FDI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FDI的人力资本效应不显著,因此并不完全符合内生增长路径。     

经济增长中金融体系作用的功能分析

该文通过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金融体系的作用，并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源自于金融体系提高了居民的储蓄率以及资本的效率，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金融体系在储蓄一投资转换机制中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提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应放在规范各项贷款制度，尽快提高贷款的质量。     

资本深化和中国经济增长

在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我国经济出现了资本过早深化的现象.近年我国的"资本-劳动比率""资本-产出"比率变化情况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资本密度加速上升现象.资本的过早深化开始影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经济中投资效率加剧恶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资本更加集中于钢铁、建材、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经济向效率缺失的方向发展.中国特有的投资体制是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快改善我国的投资体制,降低资本增长率或消化提前增长的资本存量,并提高劳动增长率或就业率,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皖北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基于要素贡献的视角

利用阿布拉莫雏茨核算美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方法,对皖北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进行分析,认为皖北经济需要防止无效资本的积累,其经济增长不能只依靠资本投入的增加,需要更加注重效率的提高,不应单纯依靠大机器的生产,要走出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的调整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强调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因而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对于在新的形势下调整我国当前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国家财政应该加大对技术、人力资本和公共产品的投资,同时应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对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相对于单纯强调资本作用的"唯资本论"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演进和制度变迁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过程,并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这对于中国经济增强质量、振兴东北的战略以及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与推进技术进步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内生增长机制新框架

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支持的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知识、信息、大数据等逐渐成为新生产要素,互联网金融成为新金融业态,资本范围拓宽,相应的经济内生增长机制也发生着深刻变化。文章在梳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从要素拓展、机制创新、新生产函数三方面揭示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内生增长新机制,强调传统的经济增长框架需要创新,并提出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新框架。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的调整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强调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因而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对于在新的形势下调整我国当前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国家财政应该加大对技术、人力资本和公共产品的投资，同时应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对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包含制度因素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在将制度内生化到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制度对经济系统的均衡点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从数理模型的角度证明了阿斯莫格鲁(acemoglu)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出的"制度是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模型的结论为:经济增长不能通过提高储蓄率,提高资本的投入等简单的手段来实现.一国的经济是否增长、增长的快慢其实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数理模型的建立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经济增长黄金律理论的中国探析

2006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费尔普斯.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之一,费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储蓄、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对经济增长黄金律理论的理解与论述,结合中国劳动与资本比例失衡的现状,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献策.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东西部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Romer模型,构建了一个带有制度约束以及人力资本约束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选取东西部地区各11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给出了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非国有化率、对外开放以及政府干预程度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看来其对经济增长都起着促进作用,但是制度变迁每个具体的代理变量也表现出了各自的差异性.     

马克思对机器观的双重诊断及其人类解放向度

马克思的机器观与资产阶级的机器观有本质区别。马克思澄清了资本机器观的含义,即它是资本社会关系强加给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机器造福人类、解放人类"的虚假世界观。马克思对资本机器观进行了双重诊断:一方面,就哲学性质而言,资本机器观是资本启蒙的世界观,是现代私有财产或资本运动的必然产物,体现为一种资本控制社会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以自动化模型的方式深嵌至社会领域,以意识形态形式建构起一整套世界观结构,完成了"机器-权力的互动构型论"。另一方面,资本机器观需要通过经济学加以剖析,才能真正呈现出机器本身不仅是一种物态的存在,还是负载着资本剥削合理性的特殊意识内容。马克思对机器观的双重诊断表明,机器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物质环节,因此需要超越资本才能超越资本机器观。     

技术创新对陕西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检验技术创新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结合1996～2004年陕西省的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表明，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来拉动，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挥技术创新的引擎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应当从国家、区域以及企业三个层面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     

开发区土地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于苏州开发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十一五"期间苏州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土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计量分析显示,土地产出弹性系数远小于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通过比较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三者之间的可替代程度可知,苏州市经济增长对土地的依赖性远低于对资本和劳动力的依赖程度。研究表明,苏州开发区仍处于规模经济报酬递增阶段;土地要素不会引致开发区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程度的"增长尾效"冲击;投入要素增长结构尚待完善提升。     

河北省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分析

随着资本投入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将大量未充分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而导致就业结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动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试图从生产函数出发,将就业结构变动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出来,得出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及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