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变革成败原因的权力分析视角

本文围绕“变革”和“权力”这两个核心概念所揭示的要点,运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对近代中日变法维新的成败原因做出动态分析。全文以变革为主线,以权力为焦点,通过比较中日变革主体和组织的权力资源掌握程度之不同以及权力获取和运行效用之不同,将有关因素归结为主体与组织化程度以及集权与强制力等分析层次。各层次间既相互独立,各自构成一个分析视角,同时,相互之间又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形成全方位的分析框架。     

中日饮食观的比较

中国的国土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故拥有品种繁多的植物、动物及大量的海产品。中国的王侯将相为了追求食物满足味蕾的快乐感,发明出了种种的烹调方法,因此留下了记载关于饮食、疾病防御等的古籍。由于沿袭《周礼》①的教诲,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宴请宾客的礼仪,并以此进一步加深与人之间的交往。然而,在日本古代朝廷及上层阶级的历史书籍中,却鲜有关于饮食文化的相关记载。正如日本谚语所云＂人穷志不短＂。抱有这样饮食传统的日本人对食物有一种＂污秽＂的观念,这也和日本地处岛国资源贫瘠有关;周边无邻国因而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故几乎不使用＂油＂的原因,日本的食物种类及其单一,只注重清淡的食物。     

中日反不正当竞争法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方面有颇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尽管中日两国的国家制度不一,但两国的经济都经历了非常相似的发展阶段。本文比较分析了中日两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中日两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体系;第二,中日两国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和商业诋毁行为。第三,中日两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责任。从而既厘清了两国法律的差别又指出了其优劣。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要在既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稳妥地进行。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中日商标法主要内容之比较及其对中国修改商标法的启示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的商标法有颇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一方面,尽管两国的国家制度不一,但两国的经济都经历了非常相似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日本已经进入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阶段,其商标法律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在立法技术上更加完善,也有较为充足的实践经验.因此,中国商标法的修改可以在既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又符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稳妥地进行.     

高等教育评估:中日比较及其启示

高等教育评估是保障教育质量的手段之一。日本在高等教育评估的实践中走在世界的前列,形成了一定的制度特色。对比中日教育评估的主体、机制、效能等,对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国际经贸秩序变革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21世纪的国际经贸秩序正在经历着权力结构和经贸规则的双重变革。南升北降的均衡化趋势使得中国大有可为,而新旧经贸规则并存的现实,使得中国需要重新进行战略规划和制订应对策略。据此,中国在内部进行自贸区实验,在外部积极寻求加入投资贸易自由化谈判、深化与周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以破解美欧日控制世界经贸规则制定、主导国际经贸秩序演变的困局。     

近现代中日道德教育目标比较

中日近代以来的道德教育目标都有着浓厚的“社会本位”的特点,以人为本位的呼声则微不足道。不过,当代中日学校德育最终确立了两者兼顾的目标。从德育目标视野来看,在两者共性之中又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如君子型与大众型目标、宽泛性与狭义性的目标理解、德育目标层次的笼统性与序列性等。日本道德教育目标中的可取之处,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中日诉讼外调解制度比较

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和日本的民事调停制度是两国诉讼外调解制度中的典型代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民调解制度在性质上属于民间ADR的一种;而民事调停制度附属于法院,是一种具有广义上的司法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此外,两种制度在调解组织的性质和权限、可调解的纠纷范围、调解中的强制性因素以及调解程序与司法权的关系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日本民事调停制度中司法权的有效利用可为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和战略路径的调整--基于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条件的分析

本文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动态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前景取决于市场基础制度的建设和增长战略的路径选择,而在传统的增长战略中存在着不少误区,并根据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结合实际,提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战略重点。     

论我国土地储备融资的政策变革和模式创新

2018年《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和《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修订标志着土地储备机构贷款融资模式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因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发行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许多地方的土地储备工作出现了资金短缺的窘境。破解土地储备资金短缺窘境的出路在于允许土地储备机构进行私募股权融资。以私募股权融资代替部分债务融资不仅可以降低土地储备机构的债务风险,减少土地收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还有利于控制储备土地一级开发的成本,符合国家控制土地储备债务风险和调控房地产价格的双重政策目标。     

论建国以来中国土地制度的第四次改革

基于对建国以来的前三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回顾,分析了当前第四次土地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日本移民用地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运动中,对日本在我国东北的移民所侵占土地的分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改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东北地区土地革命和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它改变了几千年来,特别是日伪时期的土地占有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使农民摆脱了贫困,而且保证了军民的供给,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实践的法治思考

通过社会实地调研,获得事实依据和符合逻辑的制度运行线索,对破解新时代土地改革中农村社会矛盾与法治困境颇具意义。针对乡村调研中呈现的农民对农地改革的主要权利期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三权分置"的乡村认知与实践、宅基地使用权行使的改革需求、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征地制度运行等方面的难题,对农民关注的改善城乡差异的经济境况和确认、保障集体成员权进行法理分析,可以得出农村土地流转及"三权分置"的实践与相关立法、理论之间有一定距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基础薄弱,农地征收制度残缺不全,宅基地闲置、浪费现象有增无减等结论。农地改革思路与实践对话的法治要求是:普及"三权分置"的政策意图,践行与释明其新制度设计;推进"三块地"改革的法治建设,借改革良机夯实其制度运行的基础。     

论我国地方土地立法

在我国的土地法律体系当中,地方立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是实施型立法,二是创制型立法.地方土地立法的主要特点是探索性、先行性、创新性、地域性.地方土地立法的重要价值在于,为国家土地法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过去是、将来依然是国家土地法制建设的原动力.在今后的地方土地立法活动中,立法者的观念应当由过去的"以土地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后突破——中国农地的产权确认

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特别是农业用地没有真正融入市场经济,是中国二元经济问题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即将耗尽,农村生产要素的单方向流出已成为中国内需不足、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的必然结果,对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构,实现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从事权向物权的转化,让中国农民获取土地的资本化收益并形成中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就成为中国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

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是在制度供给绝对约束状态下开始的,可纳入金融制度创新范畴的改革主要有：“三次制度性的创新分离”等八项内容;“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取向”等七大特征;制度创新的绩效表现为“推动了金融发展、影响了金融制度环境的变化、推动了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互动”三个方面。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定位,但有不少举措在定位上值得分析。金融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运行方式：“只有改革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措施才属于改革的范畴”;“资金性质要从资金产品化变为商品化”;“由国家垄断信用向国家调控信用制度转变”。金融发展的关键是实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而优化配置的基础是金融结构合理化。金融开放的实质是利用两个市场。金融制度改革必须关注现代金融发展的特点。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改革

定罪与量刑是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刑事审判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准确定罪和适当量刑。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长期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将量刑纳入了法庭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正式确立。但是,量刑程序改革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中国农村土地市场运行机理分析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土地市场的构成、主要类型、运行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认为当劳动、资金等要素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尚欠规范时,农村土地市场的发展变得越发重要,而商品市场交易条件的具备最终将导致对农村土地市场制度发展的进一步需求。     

论我国古代土地所有权保护制度的特征

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着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状态,虽然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始终未被彻底打破,但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法律关系仍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了实现与发展.土地所有权向私有方向发展虽起起伏伏,但从未间断,并最终形成了更加明晰的土地私有权制度,构筑起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保护体系.在土地所有权国有与私有的长期斗争中,法律最终从注重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转向了更加注重对土地使用收益权利的保护,并最终孕育和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物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