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

民国武侠小说绝大多数粗制滥造、品位不高,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武侠党会编》一书的编者推崇民国武侠小说是对中国新文学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天,我们理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总结这一教训,对《武侠党会编》对民国武侠小说的误评误导作出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以开拓中国文学的新境界。     

民国武侠小说的早期形态--以民初短篇武侠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文学期刊刊发了一批加注“侠情小说”“义侠小说”“技击小说”等各类标签的短篇小说,构成了民国武侠小说的早期形态。这些小说包含翻译小说与原创小说两类。小说翻译家通过他们所翻译的作品,强调了以现代国民意识为核心的侠义精神。一部分原创小说在寻求各类现代道德伦理的建构路径中,体现出与译作近似的价值取向。以“技击小说”为代表,另一部分原创小说则对技击功夫和习武者的自我修炼等方面予以较为充分的表现。这些短篇小说的活跃状态,昭示着现代长篇武侠小说的呼之欲出。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民国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演进

学科体系的确立和规范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从学术谱系来看,民国时期,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体系建构和演进轨迹清晰可循。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提出“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念并以西方学科理念框定中国传统学术,开启了民国文献学体系建构的先河。在梁氏文献学思想的影响下,郑鹤声兄弟完成了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中国文献学概要》,其构建的“大文献学”体系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学科基础。随后的三四十年代,以“校雠学”命名的章节体著作大量出现,这些学术专著在文献学理论、方法和历史方面为构建学科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一些校雠学著作还保留了传统史书的编纂方式和体例,此时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调适中。民国时期文献学体系建构经历了从“以西范中”到“援西入中”的转变。考察这一时期文献学体系的嬗变,可以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历史鉴戒。     

分有《水浒传》的“灵韵”:赵焕亭小说母题探析

1920年代,伴随着“水浒续书热”,河北旗人作家赵焕亭“重更名”式的仿拟、补白,丰富并强化了水浒精神的民间性和时代色彩。如仿拟酒店内解救灾民,被解救者比之《水浒传》更加危苦,或有时解救是误会;仿拟生辰纲被劫,更因有旧怨与用人方针等问题;仿拟武松打虎,却纠正了《水浒传》失真之误;仿拟劫法场而突出卖解女,成功后男女两个获救者都发生了巨大心理变化等。在分有《水浒传》原创“灵韵”的同时,更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尊重接受主体对故事可信度的知情权、女性男性化的性别错位等。赵焕亭为此提供了早已被无数读者熟悉的先验参照,从借助仿拟故事母题契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心理暗示与联类取向,使报载小说得以连载扩散。其故事构思、审美营销的成功经验值得探讨。     

略论《民国旧体诗史稿》的启蒙意义

《民国旧体诗史稿》运用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对民国旧体诗传承与创新双向推进的动态过程进行了系统化的考察和客观化的评骘。在它“纵横结合、叙议结合”的阐发和描述中,有三个闪光点,即对民国旧体诗特征的整体性把握,对新旧体诗得失的全面反思、对民国旧体诗不同流派的客观评述。     

缔造新都:民国首都南京的城市设计与规划政治——以1928-1929年的首都规划为中心

作为复兴民族和重新建国的象征,国民政府对首都南京的营造建设极为重视,专事成立相关机构制订首都发展规划.然而首都规划的制定过程却频生变故.不仅负责首都设计的政府机关无故更迭,具体负责规划工作的设计单位亦受党国高层权力倾轧影响发生改变.受政治因素影响,党国还在《首都计划》的规划文本中有意识地植入党记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建筑意图.事实证明,国民政府对首都规划这种城市现代化的努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实际上也是封建时代加强统治和区分异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现代延续.     

多元因素诱致下合作社的异化——民国《合作社法》绩效偏离的根源剖析

民国《合作社法》作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史上的第一部综合性立法,在合作社立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为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者通过组织化的合作互助获得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以土地私有制和农民主体认知缺失等本土资源为施法环境的民国《合作社法》,其施行并没有实现立法者所追求的民主、自愿、平等、互助合作精神,也没有完成改造农村社会、挽救农村经济的社会目标.民国合作社在多元因素诱致下演变为地富乡绅劫夺暴利的工具.     

回忆我和韩荫晟先生的一段交往

十数年前,我初读《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1、2册),即心仪韩先生其学其人。后识先生之面,年节必登门贺岁,得亲聆先生讲述家境、身世。先生终生忧劳,晚年仍不免于清贫,遂养成坚毅的性格,故能40年精勤不懈,完成500万言巨帙———《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实为当今史学界罕有之壮举!是书堪为西夏史史料学奠基著作。我草成"四十寒暑甘寂寞,五百万言足千秋"一文,请先生审定,先生严肃指正文中缺误,并谈及时下学风不正,感慨系之。故而嘉许我以"知音"二字,我视为无上荣光。     

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民国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民国学界存在两种基本认识,一派信从唯物史观,是为"理论派";一派接近实验主义,是为"材料派"。最初理论派高调亮相并占压倒性优势,材料派也浮出水面但声势不显。后来为矫社会史论战之弊,实验主义开始抬头,至《食货》创刊而居于主导地位。经过《食货》上的辩论,两派达成基本共识,在理论与材料之间执两而用中,最终将经济史研究引入正轨。这一结局的出现得益于《食货》上已建立起一种学者间正常的对话交流机制。     

中国文言小说的创作理论

中国文言小说的创作理论主要包括：题材采录与文言小说发生;连缀编次与＂公余＂创作心态;＂摭实＂表征与虚构本质。＂采录＂的观念反映出中国文言小说早期发生的＂原初＂形态;而＂连缀＂的主创方式,正好适合了文人＂休闲＂的生活状态及＂公余＂的写作心态,培养了文人＂不朽＂价值观念以外的另一种＂立言＂的方式,是对＂原道＂＂、征圣＂及＂文章经国＂创作方式的突破＂：摭实＂表征下的诸多虚构手法,既是文人出于＂征信＂而自我约束的文化心理,又通过虚构对＂摭实＂进行反正,提升了文言小说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