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刻书述略

为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太平天国在戎马倥偬之际编写、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但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极力查禁销毁,致使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流传下来的寥寥可数。根据有关文献考察可见太平天国刻书的概况和版本学方面的特点。     

潮州刻书述评

<正> 考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只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崧卿(莆田人,宋孝宗时尝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西(1189)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之“韩集所收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开列唐代姓名之三便为“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为“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三》有云:“杭本(指嘉佑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平水本”刊刻范围与名称由来考辨

平阳刻书为何被称为"平水本",在长期的地理沿革中"平水本"的刊刻地——"平阳"的确切地理位置在哪里,这两个问题历来困扰学人。通过对平阳行政区域范围和文化区域范围的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最终确定"平水本"的刊刻地"平阳",应是漫长历史中在核心行政区域范围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区域范围,包括临汾、襄陵、冀氏、霍邑、汾西、岳阳、神山、赵城、洪洞及和川十县。"平水本"之"平水"是水名,亦是郡望,指代临汾。因临汾为平阳的府治所在,也是平阳刻书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所以人们将平阳刻书统称为"平水本"。     

明季著名刻书家毛晋刻书述略

较之宋元,明代刻书地区、种类、内容,有进一步扩展;数量有更大增加;板式和刻印技术有新的创造和发展,成就更为显著。其中私家刻书成就非小,贡献颇大。据统计,明代私家藏书、刻书者前后多达四百二十余家,以精刻著称于世者亦不下三十余家。其中尤以明季刻书多、质最精,历时久、流传广而名闻于世之著名刻书家毛晋最负盛名。     

徐州古代刻书述略

徐州从明代始有刻书活动,清代则续成其事。其中,官府所刻主要为方志,对徐州地方志的编写和流传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私家所刻多为诗文集,几位重要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刻梓以传;书坊刻书仅有零星记载,刻书的商品意识不强。徐州古代刻书虽不及江南发达,但是对于促进当地的藏书和读书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徐州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     

山西古代刻书考略

雕板印书是我国古代书籍史上时间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书籍形式。自唐代至近世,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我国古代丰富的思想文化和宝贵的文献典籍,都赖雕板印书得以流传和保存下来。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本应加以保护,以利批判地继承和科学的总结。但是,林彪和“四人帮”推行了一条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肆意践踏文化遗产,使大量的古籍遭到灾难性的浩劫。敬爱的周总理坚持毛主席的“古为今用”的方针,坚决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还于1975年11月发出了     

江苏唐五代刻书述略

江苏是古代刻书的起源地之一,史料记载早在南朝时期就有刻书活动,而确切可考的时代则为唐五代。唐代刻书主要在扬州和苏州,内容则以佛像、历书为主,偶有文集之刻。五代时,江苏境内的刻书活动主要集中在建康,可以考知的有三部典籍。江苏在刻书的早期时代,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为宋代以后刻书事业的繁荣做好了坚实的基础。     

朱熹与宋代刻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年十八登进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时历任枢密院编修官、知南康军、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漳州、潭州;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庆元六年(1200)病死。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称徽国公。朱熹一生在学术等方面颇有建树,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他的理学思想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以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书。大量材料表明,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版本学家。     

朱熹与宋代刻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年十八登进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时历任枢密院编修官、知南康军、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漳州、潭州;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庆元六年(1200)病死。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称徽国公。朱熹一生在学术等方面颇有建树,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     

老子其人其书考辨

本文考证了老子的姓名,论证了老子不姓李而姓老、老子名耳字聃的说法;考证了《老子》一书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证了《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老聃,并提出其成书年代不会晚于战国初期.     

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

宋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家刻本与官刻本、坊间刻本三者成鼎足之势。家刻本对文化的贡献有裒辑文化典籍、传扬尚文之家风、促进私人藏书的发展;对版本学、目录学的形成及发展,亦有贡献;宋代家刻还出版了最早的综合性丛书。由于家刻本重视质量,成为后世珍贵典藏——宋版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代监本刻书事业述论

本文分析了五代监本刻印的历史背景 ,论述了监本刻印的目的和过程 ,对监本刻印和主要贡献者给予评述     

关于“刻书广告”

刻书广告,由来尚矣。宋元以还,板刻益盛,书林既多,乃滋竞争。是以宣传本肆刻书,花样时新,名目良多,藉以招徕读者,冀多售以射利也。所谓“牌记”、“木记”者,类具广告功用。然细按之,盖有四类。其一自称本真无讹,若“的无一字差讹”,苦“绝无讹误”,若“真本全帙”,简便易为,牌记每具此类文字。其二汇列所刻书目,今不多见,惟明金台书林汪谅翻刻张伯颜本《文选》序后有所刻书目。凡载据宋元板重刻自《司马迁正义解     

明代苏常私人刻书谈

明时域内私人刻书盛行,出现了几个较大的刻书中心。明学者胡应麟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致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古时江苏称吴。明代这里私人刻书者很多,大多集中在江南,以苏州为中心,包括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所辖地区(下称苏常地区)。明时这里私人所刻的文献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值得探讨。     

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探析

明代的内府刻书是明代官府刻书的杰出代表,以往学者大多以为司礼监经厂就是内府刻书的唯一机构,偶有持论不同者,亦语焉不详,没有对内府刻书的具体承刻机构进行系统考究。根据《明实录》及内府刻本等一手资料考察,明代内府刻书除了司礼监经厂之外,在中央,尚有工部、礼部、秘书监、内官监等机构,在地方,则有寺庙和地方书坊。据此提出,明代内府刻书是皇家的刻书,受皇帝敕命刊刻是这一版本类型的本质特征。     

明清新安商人与刻书

论述了明清时期新安商人的刻书条件、成就、动力及其对传播文化所起的作用。     

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

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地的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计有数千卷之多,还有版画、雕版等,大大丰富了中华古籍的宝库。本文通过已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作了概述。西夏重儒兴佛,发展文化教育,大量刻印各种书籍,其中有国家法典、字书辞书、儒家经典等,而以佛经最多;用西夏文刻,还用汉文、藏文刻;不仅官方刻书,私人、寺院也刻;不仅有已经盛行的雕版印刷,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西夏书籍装帧形式富于变化,版面设计别具特色,反映了西夏的人文形态和文化面貌。西夏后期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最为繁荣的时期;西夏的刻书印刷中心,在京城兴庆府。     

略述宋元时期安徽刻书

文章略述了宋元时期安徽刻书业的发展概貌,从官刻和私刻的两个侧面,揭示出宋元时期安徽所刻图书的种类、数量及传世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