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求“新”意识与晚清标“新”小说的肇端

晚清有一类特殊的小说现象——标＂新＂小说,其肇端实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这篇小说的诞生与梁氏长期以来的求＂新＂意识密切相关,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其理论中,也表现在实践上,是时代要求的反映,又推动了社会思潮的转变。《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酝酿已久,在小说变革接近临界点时刊发,是＂新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亦开启了标＂新＂小说的创作风潮,并对这类小说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漂移”的先锋——论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

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具有较为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种观念的演绎,苏童的＂历史叙事＂呈现了地域文化对创作的影响,主题构成的多义性,而从艺术表现上,则呈现出循环的结构及其象征意味。关于＂历史＂的叙事＂漂移＂,最终使苏童的创作进入生存境遇与人性剖析的层面,而这不但是其小说给予读者的启示,同时,也是当代小说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一种发展趋势。     

“多”和“少”在使用中的不平衡性

＂多＂和＂少＂作为一组反义词,它们的使用频率却并不相同,以至出现了不平衡现象。本文首先从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分析了＂多＂和＂少＂在使用中所体现的不平衡现象,然后对造成这种不平衡性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多＂具有数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四种词性,而＂少＂只有形容词和动词两种词性,词性的差异致使他们在使用中表现出种种不平衡现象。另外,语义场划分中的二值倾向和多值倾向的交叉、＂多＂所具有的特殊附加义及认知基础也是造成它们不平衡性的原因。     

“八分之一冰山”的又一美丽——论海明威小说的人物对话

海明威小说创作风格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遵循的＂冰山＂原则,即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深刻内涵,用富有深蕴的象征表现对人生、人类命运的思考,他的小说人物对话无一例外体现了这一原则,被称为＂电报式＂对话。     

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启示

本文对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艰难选择进行了深入探析,并以法国农民的发展为借鉴,提出实现中国农民乡村生活城市化,是中国农民的新出路.     

魔幻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调式对话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把欧洲现代文学与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相结合,又不乏后现代怪诞式因素的独特综合演绎。其文学作品顺延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但不是简单继承,而是不断创新建构。＂魔幻怪诞＂的创作手法及＂神话＂原型母体的艺术渗透,使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晚清女诗人刁素云诗作“德”之表征论

刁素云的诗歌表现出对传统＂妇德＂与＂母德＂意识的自觉表现和遵从,明确显露其创作的＂德＂之表征。通过对刁素云诗集《红薇阁诗草》细致的文本解读,即可了解＂德＂是认知其生平经历和诗歌创作的关键词,组诗《春闺十二咏》更是典型具有不涉艳语的悱恻情致。刁素云及其《红薇阁诗草》所呈现出的＂德＂性色彩,与明清江南女性创作的总体风貌不尽相同,亦为更为全面、切实地识见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面目提供管窥之机。     

金文的“萬”

金文的＂萬＂分为主要用作族名或所祭人的名号的＂萬＂和用作纪数的＂萬＂两类。前者较特殊,主要出现在殷商时期。后者字形分为单个的＂萬＂、＂萬＂与＂（辵）＂构成、＂萬＂与＂彳＂构成、＂萬＂与＂止＂构成、＂萬＂与＂言＂构成、＂萬＂与＂土＂构成、＂萬＂与＂（〓）＂构成七种。＂萬＂字的几种异构形体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是并存的,战国早期利下第一和第四种,到战国中后期只剩下由单个的＂萬＂字构成的这一种形体,即小篆＂萬＂的前身。金文中用为纪数的＂萬＂字均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     

现象学彻底化与“知”的自明性

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是其独创的现象学方法的创新成果,但也受到了各种批评,米歇尔·亨利批评它是一种外在性哲学,没有现象性的彻底化。这表现在现象学中的现象与自我都是在一种外在的距离中被把握的,丧失了内在性。进一步的考查发现,胡塞尔现象学的外在性来自其意识结构的二元性和自我意识的反思化;此二者又源自觉知（＂知＂）的关系模式。然而,研究表明,＂知＂（觉知）并不是关系范畴,其意义是＂明＂,也即是现象的＂自显示＂。由此可反回现象和自我的内在性。     

论“80后”写作的先锋性

为揭示＂80后＂写作产生的文学背景,从文学史的角度,探索＂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的关系。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后＂写作除具有与主流当代文学显著的断裂特征外,还有对主流当代文学的承续,这种承续尤其表现在对先锋文学的模仿上,＂80后＂写作的实验性、反叛性及其＂去儒化＂的精神指向昭示其先锋诉求。     

"乡土文学"与哈尼族小说创作

本文从"乡土文学"特征的角度,对哈尼族作家小说创作中"乡土情结"的具体表现,即"田园牧歌"、"森林守望"、"女性命运"等情结进行了论述。     

情归何处——论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的流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与“五四”时期乡土作家们“感时忧国”、“隐现着乡愁”的写实方式不同,对故乡表现出“拒绝”、“仇恨”的情感倾向,营造出了一系列关于故乡的历史神话和反神话,标志着乡土小说创作情感和写作方式的流变。故乡不再是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寄托,而变成了一种文学性的资源,一种可以诗性抒发和艺术虚构的空间。作家们关注的已不再是故乡的具体内涵,而是对故乡的言说方式。乡土小说创作也从原来的拯民救世的实用性中偏离了出来,走向了主观和抒情性。     

还乡:延宕的心灵抵达——论阎连科的农民军人题材小说《中士还乡》

从"还乡"维度考察阎连科的早期小说《中士还乡》,主人公"农民军人"的复合身份所暗含的角色冲突使其面临两难选择,企图以归根完成身份重拾却使得灵肉分离。这种还乡造成的心灵延宕不仅折射出作者早期创作中心态的矛盾与困惑,也预示了"还乡"精神线索在其后来作品中演变与转折的轨迹。     

飞入寻常百姓家？——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再思考

近年来,一些学者针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现实,以及与此潮流相呼应而出现的新的文化与文艺现象,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论题。有人称,进入20世纪,审美由于社会的发展开始降低姿态,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寻常百姓家到底是何种类型的百姓家?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题在中国特定语境中的有效性需要双面分析,既要明确其存在的依据及合理性,也要考虑其解释当下中国审美现实问题所遭遇的尴尬,同时也要看到,审美的全面泛化存在着忽略生活本真和一定程度上造成价值真空的弊端。     

试论中西“语言风格”的定义

语言风格是古今中西修辞学和文体学研究的核心术语之一,是现代汉语语言风格学研究的基石。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包括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等等都曾经根据各自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给语言风格下过定义,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定义是被中西学者广泛接受的。文章旨在通过对古今中西“语言风格”的定义的考查和它们之间异同的比较,探究人们对该术语做出的形形色色定义背后的本质。     

中国现代戏剧中的“出走”原型主题

出走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精神要求,因此成为中外文学重要的原型主题,并在中国现代戏剧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中国现代剧作家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惧出走的思维模式和感情定势,崇尚西方出走的文化传统和"在路上"的现代精神,在对现实使命的关注中满足对这一主题现实层面的表达,却缺乏形而上的探索.     

丁玲创作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问题关注

"小资产阶级倾向"是革命文学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内容和风格的一种批判性的界定,实质上是指与革命文学的叙述规范相悖的某些叙述内容和风格。本文将结合丁玲的部分作品以及当时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来具体分析"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内涵以及它被提出的原因、背景,从而更好的认识这一文学现象。     

人类生存的家园--自然生态、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的协调和统一

当代人类由于自然生态的危机、社会关系的异化、信仰体系的崩塌,越来越感到"失去了存在的家".帮助人们找回自己赖以生存、赋予价值寄托的家园并善待自己的家园,就成为哲学义不容辞的崇高职责.     

离“家”的焦灼——无名氏存在主义人生思想发微

从巴金的<家>与无名氏的<野兽、野兽、野兽>对"家"的不同态度的比较入手,展示无名氏的存在主义生命意识.同时通过生存、焦虑、时间、死亡等意绪在无名氏思想和创作中的反映,揭示无名氏存在主义思想的总体面貌.存在主义文学内容的出现,是对五四倡导的"人的文学"的回应与深化.     

“精神家园”综论

精神家园概念是学术界常用的一个概念,以往对于其含义鲜见学理上的探讨。精神家园是指一个民族以至于人类的文化中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价值系统,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现成的价值观念,从而为人们描绘出了世界的图景和生存的意义。同时,精神家园又具有开放性,不断地汲取时代精神,以丰富和充盈自身。人们之所以需要精神家园,源于人的本质——意识,是意识之指向性的体现。精神家园在文化中的功能在于为个体提供精神的皈依,为精神世界建立起秩序,赋予个体以意义。若是没有精神家园,个体精神会迷失方向,民族会失去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