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执政能力建设

本文认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动因有了切合执政实践的新认识,表明我们党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发展变化中取得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的自觉,它对党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的指导是与时俱进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尺度,是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相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尺度,是更高层次的哲学综合.     

扩大基础与整合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破了对党的性质的传统理解,突破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阶级标准,代之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标准,这就使得党的群众基础得到最大的扩展,从而为党获得了更广泛、更先进、更坚定的群众基础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决多元利益格局下利益整合的法宝,它不仅成为解决好利益整合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且必将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推动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和整合利益的关键是解决好城乡统筹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党的执政规律是党的自身建设规律与党的领导和执政规律的辩证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规律.认识党的执政规律,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必须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意识;把发展做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起来.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理论创新的统一,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统一,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的统一.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规律

"三个代表"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执政的根本任务、执政的依靠力量、执政效果的判断标准,因此它是共产党党执政的根本规律。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

民生问题是执政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最关切的是人的利益,最关怀的是人的发展,决定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理论根源: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依靠自身力量不断改善民生的历史,保障与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的历史使命;在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客观必需,是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应有内涵,是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时代需要,是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实践路径.     

论以"三个代表"思想构建执政党理论新体系

构建执政党理论新体系,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主线,以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根本,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目标,以永葆党的先进性为标准,构建执政党理论新体系的内容,包括执政地位、执政精神、执政资源、执政文明、执政效率、执政人才等21个方面的问题.     

巩固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的根本举措

执政基础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赖以掌握政权、巩固政权、保证执政有效和成功所必备的根本条件和前提。是否有稳固的执政基础,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保持执政地位的决定因素。巩固执政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防范执政风险的根本举措,其路径主要有:切实改善民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体制机制,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十一五":破解"三农"难题的思考和建议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因素.能否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有新的突破,检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关乎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党如何领导推进农村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行思考,从振兴农村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造和谐社会和加强基层党建诸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工作,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民生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改善民生的实践贯彻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全过程,执政的合法性资源的获得以改善民生为累积前提;执政的过程性巩固以改善民生为评价标准;执政的目的性诉求以改善民生为终极旨归.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经验表明,党只有把改善民生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诉求,才能有效提高执政能力,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     

民生政治背景下党的执政伦理建设

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是民生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和现实要求.民生政治背景下,改善民生是党执政伦理建设的逻辑起点,保障民权是党执政伦理建设的实践追求.要以民生为导向,强化党的执政伦理价值追求,完善党的执政伦理制度保障,构建执政主体德性养成机制.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