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潮州

韩愈,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河南河阳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享年五十七岁。韩愈一生中曾经三次来广东。第一次是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当时他才十岁,他的长兄韩会坐元载党,贬官韶州,韩愈就随兄来韶,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三十六岁时,即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官至监察御史,因为天早人饥,上疏奏请宽免关中税钱及田租,为幸臣李实所谗,贬为连州阳山令;第三次,则在元和十四年,因他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宪宗欲加极刑,幸得宰相裴度,崔群等求情,韩愈才得免一死,贬为潮州刺史。唐代潮州,“流谪所归”,中人无不视为畏途。韩愈来潮时,已五十二岁。他在正月十四日离京上道,到达蓝关,因大雪封道,恰逢侄孙韩湘远道赶来相送,韩愈就吟诗一首以示之:“一封朝奏二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朽骨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路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大约经过二个月的跋涉,在二月中旬踏上广东地界,四月廿五日抵达潮州任所。韩愈在潮州的时间不长,不过七八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做了不少好事,见诸史载者,     

现今的五华才是古时的长乐

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读史随笔两则·“蓝关”考》一文说,“龙长之交有蓝关”的“长”(即古时的长乐县),是现今的兴宁县。此说不对。现在的五华县才是古时的长乐县。长乐设县始于     

韩愈《山石》诗系年一证

韩愈《山石》一诗的写作年代,诸家考证纷纭,迄无定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据方世举《韩昌黎诗集注》说,谓“本篇当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八○一年)七月,时作者在洛阳。”或谓作于客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中之时。王元启《读韩记疑》曰:“按此诗当是独游而作,公在徐,所视无一相从者……今此诗卒章又复云云(按:指“嗟哉吾党二三子,亦得至老不更归”之语),是以知其为在徐作也。”王鸣盛《批韩诗》则谓:“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洲,不能定也。”     

邶鄘卫分编臆断

《诗经》中的邶、鄘、卫存诗三十九篇,原来被认为是三国之诗。经过魏源等人的论述考证,现在基本被公认为邶、鄘、卫皆卫诗,持三国说者已不多。台湾省马持盈先生的《诗经今注今译》说:“邶,国名,包括今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一带之地,其俗与卫,鄘两国相同。”又说:“鄘,国名,今河南省新乡县附近之地。”但马先生在对一些诗的解释中,实际上否认了三国之说。如说《鄘风·墙有茨》:“这是卫国宣公惠公时,宫中淫乱,伦常败坏,卫人刺之,作此诗。”因此,三国之说,无须再辨。 卫诗分编成邶、鄘、卫的时间,顾炎武、魏源认为始于汉代。其根据有二。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乐工“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由此认为,“邶鄘卫”即“卫”,如同“商”称“殷商”;“楚”称“荆楚”。换言之,认为春秋时“邶鄘卫”不分编。第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鲁、韩三家诗,皆二十八卷,独《毛诗故训传》为三十卷,说明三家诗的“邶鄘卫”不分卷,而《毛诗》分为三卷,即汉代将卫诗分为邶、鄘、卫三风。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鲤“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喻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诗词中的草木禽鱼问题

孔子教育他的学生要学《诗》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龙川不是地处赤道

洪流同志的《蓝关考》说;“龙川在北纬二十四度,地处赤道,隆冬严寒也少见雪。”此说错了。赤道为纬度零度,龙川离赤道还很远。北回归线是北纬23°27′,说龙川靠近北回归线,地处亚热带或紧靠亚热带才比较准确。     

从“蓬山”意象说到古典诗歌的解读

（一）西方有一种理论：“诗的妙处在于猜测它的含义”．甚至认为“诗里必须有谜”。李商隐许多诗的含义极耐“猜测”，不仅有“谜”，而且似乎不止一个“谜底”。蓬山（蓬岛、蓬峦、蓬莱树等同一系列）意象在李商隐诗中共出现七次，分别在六首诗中：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天题·相见时难》刘良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来是空言》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海上谣》蓬岛烟霞阆苑钟，三官笺奏附金龙。《郑州献从叔舍人褒》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峦仙伏俨云旗。《一片》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七月二十八…     

江海关究竟设在哪里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撤除“海禁”,设粤、闽、浙、江四海关。这是清代前期政府商业政策的一大改变。但是,关于江海关的设关地点,历来观点纷纭。考诸史籍,设关地点有三说。其一,据夏燮《中西纪事》与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称,江海关设于“江南之云台山”。此说影响最大,至今为许多有影响的著作所沿用。其二,据《清史稿·食货志》称,江海关设于“云山”。此说影响最小,很少为人引用。其三,据上海地方史乘及清政府的一些官方文件记载,江海关设于上海。今人著作中有采用此说的,如关贵芳的《古代上海述略》。彭泽益先生曾根据王士桢的《北归志》,提出江海关系设于上海。但     

韩偓北上隰州、并州时间考

唐末诗人韩偓有《隰州新驿赠刺史》、《隰州新驿》和《并州》三诗,《新唐书》本传也称其:“攉进士第,佐河中幕府。”据此可知,韩偓行糡酱锾剖笔粲诤又懈内糁?和河东府的并州。那么韩偓究竟于何时北上隰、并?对此问题,研究者见解各异。笔者认为霍松林、邓小军《韩偓年谱》(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提出当在唐昭宗龙纪元年(889)春末的意见是正确的。但《韩偓年谱》因限于体例,证之不详,以致引发了周祖譔、叶之桦、陈继龙等先生的不同意见,特为辨析如下。周祖譔、叶之桦《韩偓年谱补正》(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1995年5月)以韩偓上述三诗为证,认为韩偓北上并州在龙纪元年以前。陈继龙《韩偓事?悸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3页)联系当时史实,已证此三诗必作于龙纪元年二月秦宗权斩首独柳事后。陈著所盲极有道理,周、叶之见当为不确已明。但《韩偓事迹考略》认为韩偓北上隰、并是在天复三年(903)二月贬濮州司马之赴任途中,此说则不可信。     

姚莹在鸦片战争中对保卫台湾的贡献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清朝嘉庆时进士,为“桐城派”姚鼐的侄孙。《清史稿·姚莹传》说:“莹师事从祖鼐,不好经生章句,务通大意,见诸施行。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概深切。所著《东溟文集》、《奏稿》、《后湘诗集》、《东槎纪略》、《康輶纪行》及《杂著》诸书,为《中复堂全集》行于世。”①他学识渊博,     

论《老子》必须研究简、帛《老子》

论《老子》，是以“敷陈养生之义”的河上公本、“与古老子相远，谬误实多”的王弼等今本为据，还是以最接近祖本的《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简称帛本)、《楚墓竹简老子》(简称简本)为据?这个前提不解决，那么《老子》究竟是哪一家的道德，以及许多是非，就永远说不清。如果只以今本为据，也许将会远离主题。     

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

闻国新《自居易与元稹》(《山花》1980年3月号)一文描绘了元白相会夷陵的情形,说:“元稹的原配夫人谢氏,不幸早逝,元稹写了三首《遣悲怀》的诗悼念她……谢氏却再享受不到这种富贵了。”但史话涉史。于史实有抵触处,文中谢氏应系韦氏之误。据《韩昌黎集》卷二十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仆射(韦夏卿)娶裴氏皋女、皋父宰相耀卿,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韦夏卿宫至太子少保,死后追赠左仆射、地位很高。据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白香山集卷六十一):“前夫人韦氏,懿淑有闻,无禄早逝”前夫人即指原配夫人。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杨六郎河北事迹考

民歌《小放牛》说:“杨六郎把守三关口”;话本说:“六郎三关为元帅”。三关者何地?史家有考,乃瓦桥关(今雄县城)、益津关(今霸县城)、高阳关(今高阳东旧城村)是也。其实,杨六郎把守的不独三关而已,从泰州(今满城县)狼牙山到泥沽海口(今天津军粮城泥沽村),曲折两千里,都是杨六郎的防地。 “六郎”威名,契丹畏称 杨六郎即北宋名将杨业(亦称杨继业)的长子杨延昭。延昭本名延朗,因避圣祖赵玄朗之讳,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名延昭。他既然是杨业的长子,为什么     

《诗品》三考

一“嵘今所录,止乎五言。”钟嵘明确地说他的《诗品》是专论五言诗的,从古至今的学者对此也是公认无疑的。可是我们细读全书,就不难发现,钟嵘虽标明了这条原则,但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往往又超越了这条原则。可见钟嵘评论诗歌的对象,并不完全局限于五言诗的范畴,而是兼及众体的。无征不信,试举下列九例为证。其一,钟嵘评夏侯湛的诗说:“孝若虽曰后进,见重安仁。”(《诗品》下)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案《周诗》现存,全为四言。其诗曰:“既殷斯虔,仰说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     

《金瓶梅》《笑笑录》之异问

一首小诗 ,把明代小说《金瓶梅》与清代笑话集《笑笑录》牵连在一起。《笑笑录》卷五载有《王姓诗》,诗曰 :　　三槐旧族实堪夸 ,听我从头说几家 :　　小二沿街敲鼓板 ,老八到处送琵琶。　　已无道士能降怪 ,剩有虔婆惯卖茶。　　地下若逢韩捣鬼 ,岂宜重问后庭花。　　严格地说 ,不如说诗是口口相传的顺口溜。诗前按语 ,谓是“旧诗”。惜未指明“旧”是何时 ,诗作者为谁。　　诗确是借《金瓶梅》之事 ,嘲王姓之人。嘲王姓谁某则无法指实。诗从嘲王角度 ,审视《金瓶梅》,启人新思路 :　　惯卖茶 ,一个“惯”字道出 :《水浒》《金瓶梅》中 ,王…     

简评唐代诗人唐求

晚唐诗人唐求,鲜为人知,湮于诗海。这对于唐代诗歌来说,实不免有遗珠之憾。一、生平籍地考证关于唐求,能研究的资料极少,他的诗遗失很多,《全唐诗》仅收录三十首。他的生卒年已无法翔实考出。至于他的籍贯,有三说。一说是长安人,居味江。(《舆地纪胜》),明人杨慎则说:“唐求,嘉州沫江人,所谓诗瓢唐山人也”(《升庵诗话·卷八》)。这两说都不确。今据乾隆《崇庆州志·隐逸三十二》)引宋人《茅亭客话·卷三》有味江山人一     

释“无”字

白居易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无”与“垆”,入“虞”部。《玉篇》“无,武于切”,是六朝音已如此。 按《说文》“无”下云:“或说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