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管严”新探

“妻管严”戏称“气管炎”,实指家庭中的妻子们平时在经济上、生活上或在社交上对丈夫们实行不同程度的限制、控制的现象。为了比较科学地讨论妻管严现象,我们尝试将“生活费的支配”、“零用钱数额”、“购买贵重物品”、“子女教育”、“赡养双方老人费用”、“请客送礼”和“探亲访友”这七种情况在平时一般由谁决定或作主,作为确定妻管严的内容。1990年7月,《家庭》杂志社的家庭研究中心对全国城乡不同层次的928位读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彼、夫”与“其、之”的界定新探

学者们对＂彼、夫＂与＂其、之＂的界定众说纷纭,本文把指称人、物和情况等,并且起连接功能的词视为指示代词,在此基础上考察上古9部传世文献,得出＂彼＂对举出现时,当句中＂彼＂与＂此＂＂是＂对举,无论其出于何种句法位置,＂彼＂为指示代词;＂彼＂单独出现时,＂彼＂处于宾语位置,指称处所的情况（多为虚拟处所）,＂彼＂为指示代词;＂彼＂处于定语位置,＂彼＂为指示代词＂;彼其＂格式中,当＂其＂后除名词外,还有对该名词论述的谓词性成分,＂彼＂为指示代词。     

关于“生产方式”内涵新探

关于“生产方式”内涵新探王景芳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因此就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加以研究，正本清源，无论对于社会主义...     

谁把“昨天”和“今天”联为一体

谁把“昨天”和“今天”联为一体〔俄〕В．罗戈夫在俄罗斯，人们虽然意识到国际互联网络（ｌｎｔｅｒｎｅｔ）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但要求入网的人数仍不断增多。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俄罗斯不断扩增ｌ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终端。目前，俄罗斯国际互联网络服务市场上的网络终...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内涵和特点新探

根据国家对高职院校的新要求,结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从着力优化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结构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出发,针对"双师型"教师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内涵进行了新的界定,同时提出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特点,即相对稳定性与不断流动性相统一、结构优化性与功能互补性相统一、良好适应性与较强创新性相统一、文化先进性与管理科学性相统一。还从组织文化、人才工程、科学管理、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强化观",为精心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提高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质量创造有利条件。     

《三遂平妖传》"被"字句研究

本文详尽分析《三遂平妖传》的“被”字句的用法特点。从语法结构划分,可以分为四大类:“被 N施 VP”;“被 VP”;“被 N施 所 VP”、“被 N施 把 N受 VC”。并对书中出现的“被”字句参照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和描写。     

宋代“田制不立”新探

作为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概念体系,"田制不立"说由中唐"均田制"崩溃说延续而来,意即到宋代不复存在土地制度.但是,<宋史>所云"田制不立"的原文在<宋会要>中全文收录,系宋<国史>作者概括上奏者的奏文而提出.在宋人的理解当中,"田制"就是"限田",并没有作为"制度"的特殊含义,也没有暗含将其与前代的"均田制"作对比的隐前提.从学术逻辑体系及史料考订等方面综合分析,"田制不立"印"限田"不立,是关于"均役"的行政事务举措,不是在制度层面作为一种能与"均田制"(假设存在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的制度.     

苏雪林“反鲁”案新探

学界一般认为,苏雪林对鲁迅由生前崇仰到死后攻击,态度前后判若两人。但从新发现的其在武汉大学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义(1934)等文献看,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苏氏经历了从"钦敬""小说家鲁迅"到"反感""杂感文鲁迅",从鲁迅生前刻意掩藏自己对鲁迅的不满,隐约地"反对",到鲁迅死后对其公开诋毁、大加挞伐的过程。苏氏之公开"反鲁",固然与其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以及鲁迅"攻击"其亲敬的杨荫榆、胡适、徐志摩、陈源等公私恩怨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是其拥护所谓"党国"的政治立场;而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公开私信,把自己推向道德和舆论的前台,则与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密切相关。苏雪林"反鲁"案,从本质上说是苏氏向左翼和中共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但对鲁迅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     

“按资分配”性质新探

“按资分配”性质新探关柏春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所得股息、利息收入的性质问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非劳收入，有的说是资金收入，还有的说是剥削收入，等等。那么，劳动者所得的股息、利息收入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收入呢？本文试做一些新的探索，欢迎学...     

杨朱“为我”思想新探

杨朱的“为我思想”是与战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一种政治思想。其出发点是贵生爱身 ,落脚点却在于治理天下。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针对当时社会混乱的现实 ,从“为我”的角度出发 ,力图解决纵欲无度 ,仁义之治 ,追名逐利和生死丧葬等几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

通过对党的“一大”文献资料以及各当事人的回忆作的分析比较,发现近年来公认的“一大”结束日期尚有疑点。据胡华和萧效钦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料》、邵维正的《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所提供的史料与考证,“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7月30日第六次会议因法国巡捕干扰而中断,次日即7月31日在嘉兴南湖结束“一大”。对此,我笔访王会悟同志,请她谈谈“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南湖续会”的日期与情况。她复函肯定,“南湖续会”是在上海会址因密探闯入,会议中断,“隔了两日”,而不是第二天举行的。这就是说,“一大”结束日期不是7月31日,而是8月2日。我认为,王会悟此说可以成立。     

“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

关于嘉靖大倭寇的成因,学界多从明朝的海禁政策、海防废弛、政治腐败与彼时日本处于战国时期等几点来解析,但这些并非问题的关键。嘉靖大倭寇的形成是当时历史演变的结果,16世纪20年代前后葡萄牙人东来与16世纪30年代日本白银的开发为16世纪40年代中、日、葡三方走私贸易的形成制造了前提,沿海走私活动的逐步扩大进而衍生了诸多海寇暴力活动,16世纪40年代江浙地区异常严重的灾荒则保障了海寇的人群来源,16世纪50年代前后,朱纨厉行海禁失败,蒙古俺达汗入侵,明朝方面的防务重心转向北方,对东南沿海的防务采取了以寇制寇的消极策略,王直利用官府的绥靖及江浙地方豪强的帮助,逐步吞并整合了其他海寇势力,最终形成王直海寇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之后以王直为首的海寇势力凭据日本平户为基地,连年勾结倭寇劫掠中国滨海,嘉靖大倭寇势成。     

“中庸之为德也”新探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是《论语》中孔子直接讲“中庸”的唯一的一句话,也是“中庸”一词的最早出处,自然也是今天研究孔子中庸思想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文字史料。近年来,人们从发展观和伦理观角度挖掘中庸思想的义蕴,虽多有所得,但由于对此句剖析尚有未尽,所以对中庸的认识也难及根本。愚以为,通过探“中庸之为德也”句之原,可以得中庸主观与客观统一方法论之本义。 “中庸”,是揭示主观与客观统一之规律的方法论范畴。中,在甲骨文、金文中,亦表“中间”( 参于省吾《释中国》、《甲骨文释林》)。“中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新探

在哲学史界,一般都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要把行合于知,用知代行,取消行,因而是一种否认知、行区分,否认知来自行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是不公正的。诚然,王阳明在论述知、行关系时,有不少糊涂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但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知行合一”说的内容,就不难发现它强调的是行,而不是知,它并非用知去取消行、取代行,而是反对那种崇高空谈的离开行的所谓“知”,提倡知、行一致。首先,从“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来看,是为了反对只知不行的空谈,把注重行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王阳明生活在明代中期,当时由于土地兼并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大批农民     

不能把“新中国成立”和“建国”当成同一概念

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新年讲话中指出：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五十岁生日。这是中国人民胜利的节日,也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标志。”这里,他把“新中国成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作是中国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这是很科学的提法。但是,至今在一些报刊文章和领导人讲话中,经常出现把“新中国成立50周年”简化为“建国50周年”,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化为“建国后”等提法,这种提法把“新中国成立”和“建国”当成同一概念,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这是错误的。 一、“建国”概念有两种不同涵义 …     

把“批改”变为“交流”

有一件事几乎是所有语文教师都感到痛苦的,那就是批改作文,而且要“精批细改”。从错别字到布局谋篇,教师们拿着红笔,就像医生拿着手术刀,对学生的文章大动干戈,把自己改得头昏眼花,把学生改得兴趣全无。这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做法,学生拿到被改得面目全非的作文,他们的心情会是快乐的吗？他们能体会到写作的美好与成功吗？因此,这种“精批细改”的做法,只会使教师无奈地重复枯燥的、机械的劳动,只会减损学生的责任心和学会学习的能力。     

汉语“复句”的性质

一以前的语法著作都认为“复句”是由“单句”组成的(有的虽没有直接说成“单句”,而说成“分句”、“子句”、“小句”,但归根到底它们的中心语素都是“句”,实质上还是看成“单句”)。我们认为,构成“复句”的这些成分不能是“单句”,因为这些成分不符合“单句(句子)”的定义。到目前为止的语法著作对于句子所下的定义不外乎这样几个要素:表示相对完整的意义,能独立运用,统一的语(句)调,休止性语音停顿。而构成“复句”的这些单位     

“小康”、“大同”社会思想源流新探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习惯于从历史过程的多样性中归纳出其统一性,从单一社会机体的结构功能和发展中去发现这些社会机体的普遍性。但是他们对社会形态的分类,皆没有跳出历史循环论的泥淖。在马克思科学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问世之前,人们对未来社会前景的描述,多半具有猜测、臆断和空想的性质,不过,这种猜测、臆断和空想毕竟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并对未来产生真实的冲击,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得以诞生的精神渊薮。马克思并没有从古代中国直接吸收思想资料,但不等于说他没有间接地吸收。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密切关注过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乃至财政税收制度和当时的太平天国革命以及中俄边界的状况。马克思对古代东方社会的考察,既受制于当时西方学术界的偏见(例如黑格尔对中国的偏见),又局限于手头不多的中国史料。不过,我们从他对     

《论语》“勇德”思想新探

“勇”是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德目。《论语》中的“勇”可分为子路之勇和成人之勇，并集中于对前者的论说。“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依仁义礼智诸德而立，与诸德目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勇德都具有丰富的意涵和重要的价值。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