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地区不同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状态分析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存在较大差异。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相比,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与本地户籍劳动力相比,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按照更为详细的户籍分类来考察,外地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普遍较高,失业率很低;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及失业率处于中间水平。计量分析发现,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户籍身份不同所反映的享受城市本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显著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实现模式与住房消费行为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我国早期户籍与住房制度以及城乡分割二元金融制度却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较大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定居,其消费能力逐渐增强,消费结构逐渐升级,创造的巨大内需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通过构建Probit以及IV Probit模型深入考察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实现模式、购房意愿、购房融资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对于住房实现模式而言,户主为第三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拥有自有住房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对应的住房实现模式主要为租赁,但这一群体具有更高的购房需求。（2）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均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住房实现模式及购房融资行为,城市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均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自有住房、购房意愿以及购房融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土地资源禀赋有助于增加农业转移人口财产性收入,降低市民化成本,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社会保障覆盖能够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购房意愿与住房融资意愿。为此,必须加大住房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弱化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融资约束,同时应扩大住房保障覆盖范围,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水平,从而增强其住房支付能力。     

个体可行能力与城市发展水平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个体可行能力与流入地城市发展水平的共同影响。以全国性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分层非线性模型揭示不同可行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流入地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转移人口整体定居意愿与户籍转换意愿主要由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差异造成,定居意愿与户籍转换意愿差异中分别有16.90％和22.91％来自地区发展的差异,主要由常住人口总量、经济水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等宏观结构性因素所致。(2)地区生活水平和劳动力市场活跃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容易产生聚集经济效应,吸引农业转移人口流入。(3)户籍开放程度高与经济稳健发展的中小城市更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因此应从农业转移人口可行能力改善、农村权益有偿退出与流转政策创新、区域间协调发展等方面创新完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出现成为必然,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在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桎梏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应深化户籍改革,使农业转移人口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权利;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法制观念,保障其民主权利。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新户改"背景下稳定居留的农业转移人口为何不愿落户城市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长三角地区稳定居留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意愿进行探究,重点从理性行为原则和相对剥夺假说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落户的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的落户意愿并不强烈,其中异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相对较强;迁出地农村户籍含金量对落户意愿的总体效应为负,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农村所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都会对落户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迁入地城市户籍含金量总体效应为正,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核心城市资源的获取情况,及迁入地城市的行政等级均是促成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重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感对落户意愿具有正面效应,而相对剥夺感则存在直接的负面效应。鉴于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工作及市民化进程中,既要着眼于当前如何有效破解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障碍,依法维护和保障进城落户群体的既有权益,更要从长远发展和生存保障的角度,不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地位和市民化能力。     

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格局与机制

基于 2016、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 282个地级市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探究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集聚特征。本地公共服务综合水平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在本地集聚的重要因素，本地的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对本地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公共服务综合水平和教育投入对周边地市存在显著为负的外溢效应，人口要素竞争存在“以邻为壑”现象且内陆城市的公共服务空间溢出效应高于东部沿海及周边城市；而医疗卫生投入只在中西部地区对邻近地市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公共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空间衰减特征的地理边界限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提升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关键在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质量。论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入"程度是评估市民化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融入"不仅是户籍与居住地的变迁,更是一个"文化—社会心理"的范畴,其程度的提高并非一个纯粹自然发展的过程,而需要制度与政策的安排。并进一步提出: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要重点关注与培育农业转移人口的适应性和现代性,这是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程度、提升市民化质量的具体路径所在。     

移民同化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研究

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提出不仅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转移,而且使得农业人口的转移模式从单一性向多元化方向转变,由以前的"个体转移"到"家庭转移"。然而,这些转变引发的城市融入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在竞争、冲突、适应及同化的市民化阶段中,面临经济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社会关系解构容易重构难、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以及城乡文化差异融入难的困境。因此,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农业转移人口等形成合力,从完善户籍制度、建立社会组织、构建多元包容性社会以及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等对策着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同化",顺利融入城市。     

农业转移人口的构成类型、地域特征与市民化意愿

从农业转移人口构成类型、户籍地与迁入城市的视角,分析了市民化意愿的状况及资本要素禀赋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总体不高,个体工商户、省内户籍、迁入特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加愿意成为市民。经济收入高、消费节制、户籍影响小、社保参加度高、机关单位熟人数多、公共文体参与度高、年龄小和女性等特征对市民化意愿的总体影响为正向,但不同群体间可能存在一些具体差异。分析认为革除体制弊端、提升资本存量、关注分层需求、因城施策是提高市民化意愿的有效渠道。     

地方政府控制落户的行为逻辑及其制度基础

21世纪以来,公民社会权利话语主导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并开始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但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然设置了有条件的落户门槛,并基于户籍身份向公民提供有差别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以资格取代权利的控制落户行为？现有从工具性视角、政治性视角给出的解释突出了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问责性、回应性,但较不重视公共品生产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财政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支出者,其财政支出将随着户籍人口数增加而快速膨胀,其财税收入却不会因户籍人口数变化而显著变化。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以地方财力确定人口承载力的单向、静态行为模式。超越公民社会权利的单一逻辑,建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地方公共经济体,构建以人口为基准的地方财税收入与财政支出相挂钩的机制,是落实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保障。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社会距离实证分析

依据实际调查数据,分别从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双方产生的社会距离,指出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地位、空间隔离、社会网络是两个群体产生不对称社会距离的主要因素;阐述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制度导致的各种客观因素对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产生社会距离的具体影响,提出减小双方社会距离,促进社会融合的合理化建议。     

旅游开发提高了民族地区居民满意度吗——基于对西部六省市的调查分析

基于西部6省市16个民族聚居地共1 112个有效样本,综合采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的定量研究工具,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到旅游经营,且大都从事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业,参与程度不深。居民对"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知名度"等正面感知强烈,对"劳动力培训、保护当地文化"的正面感知较弱,并且对"环境恶化、人口聚集、社会治理乏力"的负面感知强烈。在相关影响因素中,教育、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收入会引致个体明显的感知差异,而政治面貌、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的影响则不明显。提高居民满意度应更侧重于旅游收益分配机制的改善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证研究

如何让群众在劳动中积累的财富成为收入的来源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虽然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高,但是它的增长速度超过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且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已成为浙江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连续多年居31省区之首,财产所有权制度的改革、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强烈的投资理财意识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针对浙江省省情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资本市场等六条对策建议。     

“人口倒挂”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与突破——以东部沿海地区H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在城乡、区域之间“推拉力量”的作用下，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涌现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外来人口群体，从而造成相当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数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量，形成“人口倒挂”现象，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人口倒挂”村，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文章以H市为例，指出此类村庄普遍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公共安全维护、公共资源配置、生活环境优化、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的困境。提出对“人口倒挂村”完善信息化管理，实现协同式管理，推进融入式管理，实行“调控式”管理。      

回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与民族认同的错位——关于江苏连云港回族社会的调查研究

连云港市的回族包括两部分：一是户口在市的定居回族,二是户口不在市的流动经商的回族。文章既探讨了当地回族的历史与文化现状,又分析了外来的西部回族的社会构成、文化适应以及与当地回族的社会交往和民族认同。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市民化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市民化障碍以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瓶颈和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异质性社区的社会交往与社区认同——北京沙村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北京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田野调查,基于本土居民适应的视角,讨论分析了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在共居状态下日常交往的内容与层次,并进一步阐述了外来移民对本土居民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区认同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在客观层面还是主观认同上,"社会距离"真实地存在于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社会交往中;同时,由于与外来移民打交道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本土居民之间的互动和社区参与受到制约,邻里社会资本这类传统的社会连接纽带遭到破坏,本土居民的社区认同与归属感降低,社区整合与秩序受到了挑战。     

城乡人口流动的单向性及其社会经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人口的空间流动已基本解除了户籍制度的障碍。但流动人口在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却又明显地受户籍制度的制约,使得城市人口结构呈现二元化特征。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和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变成市民的数量,必然会受到城市资源供给能力的限制,这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这种制度性的约束,从本质上来讲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