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南直隶兵防体制的演变

南直隶即留都南京,为明朝财经重心、政治副中心和军事重镇。其兵防体制历经前期首都变留都、中叶操巡江统合、嘉靖防倭与文官提督扩权、晚期四子防区定型四阶段。因应迁都,形成守备班子统率常设京营负责城防,而城防兵力有所削弱、其他卫所兵力有所增强,但前者仍主操守,后者则多役于屯与运。因备倭,海防归入直浙闽备倭都指挥统辖。正统后,海道宁息,三地分设备倭。明中叶沿江治安恶化,始以南京副或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兼巡江,统合江海防,镇戍营兵制和以文统武体制初步成型。嘉靖中,因防倭,该体制全面展开,南北巡抚获提督军务权,参赞尚书获统合全南直军事权。倭平后,文臣提督权被制度化,参赞尚书统合四子防区体制延续至明末。     

大清敕建毅军昭忠祠碑及其碑文

座落在锦州历史博物馆内鲜为人知的大清敕建毅军昭忠祠碑 ,是现存反映甲午中日战争陆战的唯一的历史文物。碑文真实概括地记述了甲午陆战战况 ,追念毅军将士“前者既死 ,后者继进”1的英雄壮举 ,弘扬毅军将士勇御倭夷“赴死无悔”的爱国精神 ,指出“无坚甲利器”和军政腐败等是清军战败的原因     

曾国藩与晚清海防述论

曾国藩海防形成的原因有三:其一是经世致用治学观的逻辑发展;其二是倔强刚毅的内在性格使然;其三是对来侵略冲击的应力回应。他提出的"师夷智"是近代海防论重兴的思想基础。曾氏在置办船炮、输入海防知识、推动海军建设、打造海防团队力量上作出了诸多努力,有助于晚清海防建设。     

明初浙江都司昌国卫的建置及变迁

昌国卫的创置是明朝初年洪武帝经营浙东海疆的重要措施,对明王朝加强浙东地区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倭患的兴起和舟山不利的交通状况引起了明王朝海防布局的调整,最终导致了昌国卫的内迁.昌国卫的创置和内移反映出明王朝在浙东海疆的海防政策变化,并对舟山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试论明代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的关系——以《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比较为例

“南倭北虏”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与之相对应,同时期史部地理类著述中亦出现了大量的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郑若曾《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典范之作。在明嘉靖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广泛,不少海防图籍以及日本相关之论著,皆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魏焕《皇明九边考》则为明代边政志书中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明代北部边疆与明蒙关系的一手史料。由《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对比可以发现,两部史籍关注内容虽大相迥异,但在编撰体例、著述目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却有相通之处。明代海防史籍的产生晚于边塞史籍,前者借鉴了后者的成例。     

文祥与近代中国的海防和塞防之争

一提到近代中国的海防和塞防,人们不禁会想到左宗棠和李鸿章。但是,对近代中国海防和塞防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枢臣文祥。同治、光绪年间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他既主张重视海防建设,同时又力挺左宗棠西征。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顺利收复了新疆,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刘坤一海防思想和实践

晚清海防是以维护政治稳定和本土安全为目标,其得失成败与地方督抚海防思想和实践密切相关。晚清重臣刘坤一海防思想和实践在海防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海防思想经历了萌芽于江西巡抚时期、形成于两广总督时期、完善于三督两江时期的嬗变历程,其海防实践聚焦于练兵、培养人才、造船、制器及筹饷等方面,其海防思想和实践体现了海防目标的变化性、海防建设的务实性及海防策略的多样性等特点。刘坤一海防思想和实践的时代局限性是:"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制约其认识列强的深刻性和效法西学的彻底性;南北洋集团之间的矛盾制约其南洋海防事业的发展并使得南北洋海军难以真正形成合力;地方缺乏独立的人事权、财政权及军权使其许多海防思想难以付诸实践。     

刘铭传的对日防御思想与实践

淮军名将、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的加强海防和积极对日防御思想,以及在台湾殚精竭虑的实践活动,是值得研究和肯定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刘铭传虽因年老病重未能再次出山御侮,但众多铭军将士在甲午战争中积极参战、奋勇抗日,则体现了刘铭传此一思想的影响.     

从广东实学馆到黄埔水师学堂──晚清广东的海防教育

本文论述了晚清广东海防教育发生、发展的情况,认为晚清广东的海防教育虽然已开始起步,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近代广东海防地位下降、多数主粤官员对海防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漠视等原因,海防教育规模甚小,质量不高,这与广东作为海防大省的战略地位很不相称。     

从筹办铁甲船看沈葆桢的近代海防经略思想

沈葆桢在晚清筹划海军建设过程中,重视船舰建设,极力主张建设近代中国铁甲舰队,以增强海军威慑力和夺取制海权.他坚持把握铁甲船主权,不拘一格重用民勇,笼络海洋人才,追逐近代舰艇发展方向.沈葆桢经略海防的独特视野和锲而不舍的追求,奠定了近代中国海军根基,对近代中国海防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化龙抚辽研究

辽东地区在明代北边防御中占有重地位,在这一地区涌现出了大量的名臣良将。其中在万历二十二一二十五年期间担任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辽东地区建树颇多。任内防御倭寇,抗击蒙古诸部,开放义州木市,稳定了辽东的局势,为辽东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武汉城防战备与保卫大武汉

武汉地方军事当局自“九一八”事变起即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开始了武汉城防战备。根据武汉第一个对日战备计划——1932年制定的《歼灭日人在汉武力计划》,1937年武汉抗战前夕制定的《武汉防空演习工务实施方案》、《武汉警备计划及必要时之处置》（1936年）、《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计划》（1937年）、《武汉行营对于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纲领》（1937年）、《武汉城防作战计划》（1937年）等多个计划的内容及执行情况,分析论述武汉城防工事及周边野战工事的构建,战时交通通信体系,防空体系,城防作战部署的完善等内容。武汉的城防战备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个城市孤立的战备,应把其放在1937年12月开始的武汉抗战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去探讨其本身的规律,去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而扩大武汉抗战历史的研究范畴。     

杰斐逊的海权思想和实践研究

杰斐逊本是反对产业经济和大海军发展的重农主义者，但在19世纪初任总统后，远征地中海攻打海盗，推动美国海权活动的实践发展；主持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推动了美国外贸发展，为美国国势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在政治实践中他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卸任后，杰斐逊重视工业贸易、海军海防，赞同海外扩张。杰斐逊的思想虽然算不上成熟的海权理论，但是体现了美国早期海权萌芽及相关思潮的时代特征。     

李白离京后的长安记忆与身份认同及其帝都书写

从受召入京到供奉翰林,再到“赐金放还”,李白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巨大变化。离京之后,“供奉翰林”成为他身份叙述的素材,在诗歌中时时向人呈现：在对金陵景观的书写中,城市兴衰与身世荣辱融合无间;对金陵历史名胜的重新定义,隐含着对永王东巡政治合法性与自身出处的解释;当成都升制为南京时,诗人以侍臣与乡导的双重身份将成都与长安进行比附,也坚持了对玄宗政治形象的维护。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依托于京城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其流寓期的诗歌总是表现出沉重的无所归依感。     

倭患与洪武朝中日关系

从建国开始,明朝一直深受倭寇的侵扰.明朝一面加强海防,一面向日本交涉.由于倭寇,两国中断了百余年的交往重新开始;也由于倭寇,两国关系最终破裂.     

汪直：一个不容于时代的海商领袖

作为明代民间从事航海贸易的典型代表,汪直的海商身份不容置疑,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非凡的影响力使其成为这一群体的领袖人物。他讲求商业诚信,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并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互市。而对于＂海盗＂和＂倭寇＂的指摘,并没有准确而可信的证据。汪直的败亡,归根结底是其代表的商业生产方式不容于当时以自然经济为根基的封建社会,最终被统治集团作为政治靶标予以剿除。     

谭纶与明嘉靖东南抗倭

明朝军事家谭纶的抗倭功绩，以往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大量的史实表明，谭纶在御倭浙东和巡抚福建期间，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数十次重大战役，创造并总结出了一整套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御倭战略战术，为平息嘉靖东南倭患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我们对谭纶在抗倭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