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市域社会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以警务网格化管理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社会治理手段的创新,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推进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实现政府治理和自我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市域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在我国不少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依然存在权责边界模糊、选拔考评机制不完善、网格员法治思维欠缺、多方数据平台缺少联动机制等现实问题.在公安工作中推进网格化基层治理工作,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维度,这对于深入推进基层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网格化社会管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近年来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全国多地基层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一种新形式。本文在梳理网格化社会管理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分析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运作逻辑,认为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无缝隙管理",也是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有积极的社会创新意义,但目前网格化管理过多强调的管控功能应该逐步让渡至服务功能,这样才不会悖离网格化管理的最初旨意。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创新:网络化、互动化与弹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原则下,针对传统治理组织体系政府单一主体、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组织方式不灵活等问题,创新治理组织结构,逐步形成治理主体体系的网络化结构、治理权力运行的互动化结构以及组织方式上的弹性化结构。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提升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工作任务繁重、矛盾问题突出的社区,更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网格化管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实践创新,在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降低社区治理成本、提高社区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的具体要求,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滞后、社会参与程度不高以及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服务水平的提升。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

协同治理是伴随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协同治理呼唤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互动关系,而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在协同治理的视域下,我国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应当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下的官民互动合作之路径,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的功效,充当了政府与社会双重代理人角色,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功能。作为支持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失为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类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自主运营、专业化实体服务、能动性个体与团队是其保护型经纪功能发挥的重要机制。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政府的地位及其目标

在现阶段城市社区形成过程中 ,群众自治组织难以自发形成社区建设所具有的形成新的城市治理体系 ,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最终目标 ;政府所具有的权威和资源 ,决定了政府是社区建设的主导者 ,相应的 ,推动城市基层社会群众自我管理模式形成并构成政府社会管理新方式则是政府主导社区建设所要达成的两个基本目标 ,是社区建设过程中实现总目标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我国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组织是破解我国社会建设困境的基本思路。在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我国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生共强"。这种模式既在我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学理和现实的可能性,又对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具有必要性。只有根据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运行特点,构建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的耦合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才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空间,从而推动我国的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