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倒台及其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

美国一手扶植了南越的吴庭艳政权,目的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反共的国家。但是,吴庭艳政权的黑暗统治在南方激起了革命,对佛教徒的歧视最终导致了佛教徒危机。在处理佛教徒危机的过程中,美、越之间本就存在的矛盾开始激化,美国选择了纵容一场军事政变把吴庭艳赶下台。美国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指导下,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借口,把本来无足轻重的越南变成了冷战的前沿阵地。以插手南越的政治为契机,美国更深地卷入了越南政治,加剧了冷战的紧张气氛。     

英美“特殊关系”中的握手与踢脚——以1961年英国驻南越顾问团建立为中心的考察

1960年已经显现执政危机的南越总统吴庭艳想要镇压国内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活动。英国将其视为把“镇压马来亚共产党活动经验”植入南越的契机,由此加强英美“特殊关系”,重新彰显大国地位。“镇压”南越境内共产党运动,保障吴庭艳亲美政权继续存在是英美双方的共同目标。虽然英国顾问团最终得以进驻南越,但在其进驻南越以及后来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受到美国不同程度的制约。究其本质,双方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是否有共同契合点乃是关键所在。     

试论二战后的澳美关系

为了国家利益，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在二战中由原来亲英转为亲美，美国出于战争需要，与澳大利亚联合打击日本侵略者，并共同取得胜利。在战后，澳大利亚与实力大增的美国联盟，并且合作更加紧密，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澳大利亚由亲美外交策略走向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道路。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亲美附美政策,是抗战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内外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民党对外政策的核心。在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国共矛盾发展和国民党统治机能强弱诸因素交互作用下,出于国民党统治和反革命内战的需要,国民党的对美政策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坚持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甘当美国附庸,获取美国全面援助,通过反革命内战消灭中共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建立全国性独裁专制制度,是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基点。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过程,既是美国由积极援蒋到消极援蒋直至弃蒋过程,又是国民党由统治优势至统治崩溃的过程,带有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性。     

美国对朝占领政策述评

二战后,美国为确保对朝鲜半岛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力,服务于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对朝鲜半岛南部实施了军事占领.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美国在占领期间推行的内部事务管理政策以确保朝鲜未来政权"亲美性"为基本目标,并最终扶植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南朝鲜独裁政权.美国对朝占领政策昭示:美国占领政策的真正基础是战略利益,"民主改造"只是一个口号.     

新兴跨国公司寻求新的全球商业秩序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佛 瑞·加滕2005年7月25日在美国《商 业周刊》撰文指出，在中海油、海尔等中 国跨国公司扩张计划的背后，隐含着亚 洲、拉美和中东地区新兴蓝筹公司对美 国和欧洲老牌跨国公司的挑战。以往美 国的跨国企业统治着全球市场，所以美 国抵制了大多数正式的国际商业规章。 现在，来自新兴跨国公司的挑战意味 着，美欧跨国公司的统治地位不再稳 固。看来美国应该趁着尚具影响力之     

浅析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深层悖论——以美印核关系为案例

核不扩散政策自冷战时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印度早期核计划中,虽然美国试图推行核不扩散政策,但最终美国出于战略因素考量,对印度进行了事实上的核扩散。1947—1963年间的美印核关系与2005年后的美印核合作关系揭示出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深层悖论:战略安全利益与核不扩散利益之间的内在紧张与冲突。美国着眼于短期利益的举动必将最终损害自身安全与地区的长期战略稳定。     

浅析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出于种种考虑，对日本一直抱有妥协求和的愿望，作出过某些退让，但美国在根本问题上始终未作出过幕尼黑式的让步，而且客观现实使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制裁手段来阻遏日本的扩张，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太平洋战争前夕整个美国的对日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绥靖的色彩日益暗淡，强硬的趋向不断明显，最后强硬立场成了主要方面，美日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格鲁吉亚的“民主”内幕

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将“全球传播民主”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将全球其他民主国家视为“协助美国促进全球自由和繁荣的伙伴”。但是，2007年巴基斯坦、肯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国的民主发展却陷入了10年以来的最低点。在这场民主动荡中，反西方的独裁者与国内亲美民众之间并没有发生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权威主义时代富有正义感的领导人也没有实现美国预期的“和平民主”。事实上，当前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在于制定更好的战略以促进半专制国家的民主深入发展，尤其是对亲美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     

利比亚与美国外交关系述论

利比亚自独立以来,它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伊德里斯统治下的亲美时期、卡扎菲时代的冷淡与敌对时期和进入21世纪以来的缓和与恢复时期。利比亚与美国外交关系的曲折变化,既反映了时代演变的基本特征,又体现出双方在价值观、对外理念、现实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对立与冲突。其中,美国对外战略图谋、石油因素、卡扎菲外交思想乃是影响两国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     

中美在越南对抗的缘起

中美在越南对抗的缘起是复杂的.从美国方面来看,它根源于美国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多米诺骨牌理论"以及冷战背景下对抗中国、维护其世界霸权的需要;从中国方面来看,由于中国政府重视中越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对国际主义坚定信仰,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越战期间美国对中国造成的军事威胁.然而,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中美两国领导人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以朝鲜战争为前车之鉴,凭借外交智慧,借助于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使两国间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越南战争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

韩国基于韩美双边关系以及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等各方面因素,出兵越南。朝鲜支援北越则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及为朝鲜半岛的统一营造有利环境。围绕着越南战争,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变化：一方面,越南战争使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一度剑拔弩张;另一方面,越南战争又促使东西方冷战得以缓解,进而间接地影响南北关系走向对话。     

越南战争“特需”和朴正熙的“开发独裁”

朴正熙政府为了打破其在国内外遇到的困境，经过与美国的一番讨价还价出兵越南。出兵越南给韩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但最为重要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经济方面的战争。特需”和政治方面的“开发独裁”。越南战争“特需”使韩国奠定了其经济起飞的基础，并巩固了朴正熙的执政地位，从而使“开发独裁”体制获得了适宜于其生存的土壤。     

林登·约翰逊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化"

林登.约翰逊虽然没有把越南问题看作是美国外交的中心,但是,由于他断然拒绝了越南“中立化”的建议,先后批准了“34A行动计划”和“横滚”作战计划,实施“雷鸣行动”,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登陆,从而将战火一步步烧到越南北方,使越南战争日益成为一场“美国人的战争”。而他本人,由于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被迫声明不再竞选连任,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     

对肯尼迪从越南战争脱身问题的再探讨

肯尼迪是越南战争的始作俑者。肯尼迪去世后,学术界围绕其能否从越南脱身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认为肯尼迪在1963年底已经开始从越南撤军或者其连任将从越南脱身的说法不过是美化肯尼迪的神话。那些断言肯尼迪能够带领美国从越南脱身的证据是经不起推敲的。通过对当时肯尼迪所处国内外环境和其自身状态的分析,我们认为肯尼迪不具备从越南脱身的条件。     

变相的雇佣军——韩国参与越战问题探析

韩国参与越战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64年以后,应美国的要求,韩国5次向越南派兵。1966年至1973年间,在越南的韩军一直维持在近五万人的水平上。为此,美国以工资、津贴以及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形式向韩国支付了大笔"佣金"。这些额外的外汇收入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之一,而赴越韩军也因此成为美国变相的雇佣军。     

一面折射印第安人生存状况的镜子——《红色敞篷车》赏析

小说《红色敞篷车》向读者展示了越战对印第安士兵及其家人的影响,反映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该小说的叙事策略,即小说与现实的一致性、象征与悬念的运用以及主人公的心理历程描写。小说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叙事手法,以通俗的语言来表现严肃的主题。     

冷战期间美国中东公众外交的困境

美国在中东的公众外交始于二战期间,其活动包括宣传美国的中东政策,反击中东反美宣传,介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等,目的是拓展美国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实现其中东利益。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中东的公众外交上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立公众外交部门,建立信息文化中心,并由公众外交官负责开展具体活动。美国的中东公众外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渐成熟。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其活动逐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最终于90年代末跌入谷底。冷战期间,美国的公众外交官在中东公众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外交官也关注诸如美苏宣传战等议题,但是阿以冲突才是困扰他们的首要议题。同样,阿以冲突也是严重削弱美国中东公众外交成效的核心因素。     

再论抗战初期龙云与汪精卫的历史公案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往越南,途经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有过秘密接触,此后汪即走上叛国投敌的不归路。由于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的敏感身份,使得二人的这一接触从此成为疑案,学者们围绕龙云对汪精卫投敌是否知情等问题争论不断。中立地看,龙云等历史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似有与史实不尽相符之处,而评析龙汪之间这一公案的关键,实际需要读者与作者都能设置必要的解读前提,如清晰认识龙汪关系的实质、汪精卫个人形象在出逃前后的巨大差异及1938年时中国抗战的具体境况等,从中可知龙云对汪精卫的去国目的应该知情,事后出于私人道义原则也不愿对汪落井下石,而整个事件的处理既关乎龙云的个人性格,更是龙、蒋、汪三方之间利害权衡的结果。     

演讲辞中的语用移情分析——以奥巴马总统每周电台演讲为例

语用移情现象在自然语言和人类日常交往中大量存在,政治家经常在演讲中使用语用移情策略来达到他们特定的交际目的,如获得支持、说服群众等。当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自上任以来便以他雄辩的口才而闻名,他演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语用移情策略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以耶夫·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论(Adaptation Theory)为理论基础,对奥巴马每周电台演讲辞中的语用移情现象和移情策略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