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神话学”方法

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神话学"方法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奇妙结合,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分析文学、文化文本生产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在运作机制.作为一种方法论,巴特的"神话学"还具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假设,对当代文学、文化批评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探析

新历史主义批评是对传统历史观以及文本观的一种解构和颠覆,它的核心在于提倡"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学术渊源多样,是一种理论的"碎片化拼贴"。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其重要的关键词,同时探讨了它的学术渊源,最后指出了新历史主义的局限性。     

生态批评的"环境文本"建构策略

重新框架文本是美英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生态批评将文本对象设置于"环境语境"中,在关照文本的文化语境时,也强调人类发展史与环境史的互动.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环境文本"可以看出,生态批评试图召唤一种阅读语境的根本性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转换到一个"地球大生态圈"视阈中的环境语境.     

新历史主义批评

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的解读,将被形式主义与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从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本文将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产生背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特征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操作中的方法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方法及启示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可以概括为两类: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许芥昱、叶维廉、欧阳桢等学者的译文是汉学英译的经典,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译本则被誉为创意英译的典范。前者以汉学研究的学术性为出发点,追求原作与译文之间信息转换的完整性;后者以传递原作的精神情感为导向,在翻译过程中添加创作的成分。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成功地在美国传播了李清照词。毋庸置疑,总结二者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胶执门户"还是"批判发明"?——论《四书通》的批判精神兼驳《四库提要》之诬评

胡云峰是元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四书学者,本文就其生年与<四书通>之刊刻提出新补充,指出胡氏应生于1253年而非1250年,<四书通>原名<四书通旨>,今本<四书通>含张存中加工部分而非胡氏原本.<四库提要>居于反朱学立场,持汉学门户之见,批评<四书通>为"胶执门户之见"等,实属诬枉.<四书通>在推崇<集注>之时,体现出远迈同类的批判意识,对<集注>作了大I批评修正,文本方面有:版本辨正、注音字训、句读名物、史实文献等.义理方面有:改变章句划分、点出矛盾之处、揭露各种误说、采用反对之说、发明未尽之旨等.<四库>集矢于<四书通>的原因在于视其为朱学之靶.该案例启示我们,需谨慎对待具鲜明门户色彩的<四库>之评.     

20世纪明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

在 2 0世纪以来的明代文学研究中 ,各种研究方法 ,包括实证研究、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审美批评、文本批评、比较研究等 ,争奇斗艳 ,硕果累累。同时在近 2 0年还出现了从社会历史批评转向文化批评、从审美批评转向文本批评的倾向。本文对 2 0世纪明代文学研究方法述其原委 ,评其得失 ,以便为 2 1世纪明代文学研究的继往开来提供有益的借鉴。     

浅析互文性理论与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

后现代思潮中兴起的互文性理论与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互文性理论流变之一的狭义互文性启示着文学文本向影视文本的媒介转换中,既可以深入到相异艺术本体的内部进行诸如主题学、叙事学、符号学、修辞学与阐释学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延伸到外部诸如社会批评、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化研究等领域中。互文性理论中对"读者"这一维度的凸显,表明了在影视改编中不仅需要充分重视受众在改编中的地位,而且在改编中还要充分调动并发挥受众对原著、改编片与自身各类记忆间的互文解读,使影视受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被改编的影视作品中来,从而创造性地进行解读活动。     

梁宗岱文学批评的诗笔特征与心灵体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宗岱是个性鲜明的诗学批评家。他的批评文本往往意象纷披,元气淋漓,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批评家李健吾的文笔即缜密流畅又有"迂回"的曲意,不乏深蕴的情致,自我的坚执。梁宗岱的浪漫气质决定其文笔特色必然是华采的、瑰丽的,也不乏精致透彻的。"走内线"的诗学批评观构成他心灵与个性的写照。梁宗岱的艺术化诗学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有重要启示作用。     

"细读":当代意义及方法

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重提"细读"的原因在于,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都是建立在扎实的文本细读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脱离文本细读的政治比附和随意发挥上.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反观"细读"的提出者--英美"新批评"的理论,则不难发现其在文本细读中呈现出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对于长期缺乏"细读"的中国文艺学界来说,在当下盛行新观念、新理论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学术背景下,确定"直面文本"的批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具体可行的细读方法和步骤,是当前文学理论不可回避的任务.     

论惠栋易学转向的逻辑理路

乾嘉时期,惠栋首标汉帜,开启一代学风,在由宋学向汉学的范式转移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学术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转进,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多重内外因素的不断促成。惠栋罢黜宋儒之"变古"学风而倡导复"汉"之古,通过对汉易文献的疏证管理,融训诂和象数方法于一炉以治《易》。惠栋在文本考据和古籍整理的背后,潜藏着其较于宋儒解《易》方法及价值观之分歧,其思想最终落脚到"元气"视域下"新汉学"的构建,这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转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前文本与翻译:Widdowson前文本概念的启示

Widdowson从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提出了前文本的概念,认为在批评语篇分析中既要考虑到作者的意图和价值观,也要重视读者文化背景所导致的阅读倾向.这一观点对当代翻译研究有所启示,在进行以译文本为中心的外部研究的同时不能放弃以原文本为中心的内部研究.     

惠栋对考证方法的“知识性”改造

惠栋的考证方法包括注疏法、训诂法和校验法.注疏法改变了疏不破注的经学解释传统,强调以疏证注;训诂法发展了"识字审音"的"小学"技术,强调文本之真;校验法扩充了经义取证的范围,强调经义之真.这些考证方法的广泛运用使惠栋超越了"复兴汉学"的狭隘性,而迈向"知识性"的朴学之途,从而开启了清代学术的新学风.     

新批评:北美汉学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

北美汉学家们用"新批评"概念去"提炼"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的做法是颇具成效的。以"新批评"的方法对中国诗学的全面切入,不仅弥补了长期以来本土思维中对形式与结构重视不足的局限,而且以其清晰的逻辑分析和文本话语处理方式,为中国诗学的重建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同时也支撑起了汉学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想象的框架。     

巴尔特的解构主义理论和实践概说

巴尔特提出了"作者死亡",读者的阅读是自由创造,以及"可阅读"文本和"可写作"文本的分别等解构主义批评理论.他还用设立多种代码的方法去从事解构主义的批评实践;这种解构方法不同于德里达的解构方法.     

略论美国汉学的成功之道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20世纪初的美国汉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已成为汉学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世界汉学引领者。美国汉学之所以能够由蛮荒之地发展为无可否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与基于现实需要转变汉学模式、雄厚资金的注入及其合理利用、重视知识移民所带来的汉学知识及方法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汉学的这些成功经验和举措,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深刻而现实的启示意义。     

文本社会学比较三题

文本社会学是奥地利学者皮埃尔·V·齐马提出的文本批评理论,它整合了社会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精神分析批评的学术资源,打通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是一种集"经验"和"批判"于一体的社会学批评理论.较之文化研究、文化诗学、重建文艺社会学的理论构想,齐马理论汲取和融合了它们的理论优势;又在弥补了一定程度上它们的一些不足.因此,它可以成为21世纪中国文艺学学科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中的一元,并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精致而有效的理论范式.     

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列象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的文学文本,而文化批评的理论平台却是文化、历史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历史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概念性纠缠和阐释性迷惘,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构想出发,对历史与文本、文化与文本、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分别展开探讨,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而在文化批评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阐释性回归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日本汉学研究的几个特点及其启示意义

日本汉学研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注意编制各种别集索引和文人年谱;二是重视文本解读,深挖细探,以保证字句文义的准确无误,并培养研究者的实证精神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注重运用比较学和传播接受学方法,对重点作家、作品展开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日本汉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告诉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早已跨出了国门,逐渐形成了全球化趋势.国内的学者应打破固守城池的旧观年,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及时吸收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以使中国古典文学这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实现高效率、高水准的当代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