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启蒙的式微与传统精神的归隐--对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再评价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使儒家文化历经了两千多年来最为复杂、严峻的考验,启蒙思想家们以否定的方式猛烈地抨击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结构.但已经渗人中国民族血脉的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因为短期功利而受到颠覆.尽管如此,当"后五四"时代的来临,启蒙主义的式微,五四作为一个民族记忆和传统精神,在历史分期里我们真正反思的时机才刚刚开始.     

“五四”现代爱情观念的确立与启蒙思想的限度

出于对民国危机的深刻理解,“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自我”为依托,以“伦理革命”为手段,由此构建出一套以自由、平等、灵肉合一为原则的现代爱情话语。不过,这一新生的现代主体也暴露出其局限：一方面,两性的平等自由必须经由个体的自我立法与自我约束,新的恋爱法则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道德-伦理秩序,“人格之爱”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在与落后、腐败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化的权力关系发生碰撞的过程中,以都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想象和模板的主体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挫败与打击。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从内部催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变革。     

《星期评论》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重要的进步刊物之一,它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而在当时的知识界、思想界获得盛名。该刊所发表的大量文章,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客观报道国内外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状况,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等问题有所讨论。因此,应对《星期评论》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表现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予以恰当的评价。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继承五四传统

2009年以来,南京团市委立足服务党政大局、服务社会发展、服务青年需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获得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立功单位”、“迎世界城市论坛,创人居环境奖有功单位”、“南京申办2014年青奥会有功单位”等10项荣誉。     

五四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五四启蒙对自反性精神的抛弃以及启蒙的"他者"特性反映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便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神话。我们应当对启蒙话语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影响展开反思,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很容易对五四启蒙话语产生误读。     

再探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及其它——与闻学峰先生商榷

对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的认识历来颇多分歧.闻学峰的《创办人、编辑人还是撰稿人——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再探》一文通过史料爬梳与考证,将胡适定位为《现代评论》的“撰稿人”,并进而认为“把胡适称为‘现代评论派’的骨干或领袖是有欠公允的,更是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对于胡适与“现代评论派”关系的这一判断,以及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对于《现代评论》的创办缘起与《现代评论》的政治姿态的阐发有值得商榷之处.     

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对现代启蒙的坚守——论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

鲁迅于“左联”时期创作了5篇历史小说,其被收录在他的第三部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对于这些中国历史题材小说,鲁迅作了最具现代意义的创造,并深化了其早期进行的现代启蒙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所表现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启蒙与革命之间的艰难的承担与整合,使得鲁迅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启蒙与革命互动的中心位置,最大限度地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冲突的痛苦与代价。     

现代文学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自反性叙事

五四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以进步、现代文明、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为核心的思想价值观.但是,在五四时期及其以后,发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内部,却孳生出质疑乃至颠覆五四核心价值的文学主题与叙事.从鲁迅到左翼的丁玲、茅盾等人,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小说文本,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对个性主义等五四主流思想价值进行了“叙事的质疑”,并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与价值重估.新文学内生的这种自反性叙事,实际构成了新文学的新传统,它为人们认识与理解五四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和自五四诞生的新文学,提供了有意义的视域.     

再谈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兼答批评者

20世纪 80年代的戏剧观念大讨论混淆了政治教条支配下的伪现实主义与艺术话语中的真现实主义 ,笼统地排斥与消解之 ,鼓吹现代主义又仅得其皮毛 ,完全忽视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股潮流所共有的现代性问题。 90年代戏剧在诸如“红色经典”、“形式创新”的口号下 ,复辟着早被历史唾弃的旧东西。对五四启蒙话语的解构大大助长了这种复辟倾向。因此 ,有必要重提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     

从五四启蒙到科学发展观

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启蒙是在批判传统中追求人的解放,这也曾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没有从社会基础变革中全面展开,因而导致了"理性的缺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又使人面对着工具理性导致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荒芜。科学发展观在理想与现实、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人的发展确立了切实的实践道路。     

也论"五四"的主题

“五四”的主题是政治挤压下的启蒙。“五四”整个发展过程中启蒙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五四”落潮,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自身发展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必然的客观要求。“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这有其发展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脱离政治孤立地看待启蒙。     

从启蒙到革命: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化切入口的逻辑演进

五四时期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切入口上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到革命的逻辑演进过程。不论是渐进式的启蒙还是急促式的革命,其目的都只是为实现现代化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口。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启蒙、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从而避免理论界各种无谓的争论。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 ,论者早已经注意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存在和影响。但是对于乡土小说的性质问题 ,或者就乡土小说研究乡土小说 ,或者还缺乏文学史意识。这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尚未实现从现实性批评完全转化到历史性研究这样一个必须转化的过程。本论题讨论的要点是 :思考五四时期中国乡土小说与五四精神的相一致性 ,以便回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乡土小说的一个必然规律     

从思想启蒙到文化复兴——20年来"五四"阐释的宏观考察

新时期前期我国学术思想界对“五四”的阐释,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形成了“思想启蒙”、“文艺复兴”和“反传统”三种基本的诠释模式,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五四”的复杂面相。90年代的新一轮的“五四”反思,出现了“重申”、“重估”和“重释”等不同倾向,再次形成“五四”阐释的多元化格局,并带来研究内容的扩展,五四后期的整理国故重新得到肯定,一些守旧的学术人物进入研究的视野。随着学术文化思潮的变迁,“五四”阐释的主导话语,已从80年代的“思想启蒙”转变为新世纪的“文化复兴”。     

浅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导向作用分析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首先是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改变了这一方向,于是由学习西方转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或者另觅出路,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共同作用下,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