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拓跋魏的皇族政治——以宗室相国、丞相为例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摹仿汉晋制度,根据政治形势偶设的相国和丞相,多选皇帝的同族宗室成员担任。宗室就任相国或丞相的背景大相径庭,授予相国可视为立储的先兆和准备,旨在提升皇太子的声威和权势,削减游牧行国时代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丞相的选任则根据政局需要进行。北魏多以宗室担任相国和丞相,与拓跋的传统习俗和特殊统治结构有关,透射出北魏皇族政治之特质。     

北魏宗室阶层受爵制度考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集团的轴心和骨干,统治者利用爵制抬升并巩固宗室的地位,加速其官僚贵族化的进程。爵位对于宗室而言不仅是荣誉称号,更连带丰厚的权利,除享受衣食租税和爵恤等经济收益外,还有重要的礼仪及政治功用,宗室天潢贵胄的身份借此得以彰显。爵位影响着宗室的前程命运,亦关乎政权的稳固。因此,北魏国家加强对宗室爵位事务的管制,严格遵循华夏古礼安排食邑布局,并在皇帝统筹下协调政务机关和家族议事会,处置宗室爵位的传授。     

北魏皇族政治体制之考察——以宗室八公为中心

北魏模仿魏晋制度,设三师、二大、三司组成八公,八公官居一品,位高权重,对朝政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身为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后裔的宗室群体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对异姓勋贵构成压倒性优势。宗室八公权倾朝野,威望显赫,制约着王朝政局的走势。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构造和权力特征迥然有异,需要结合当时的形势具体分析。宗室大规模地跻身八公,充分证明北魏皇族政体之客观存在,此乃拓跋部族传统与现实政治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     

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长期的政治协作 ,给琅琊王氏凭借地缘政治之优势干预朝廷政治提供了便利。故琅琊王司马睿以琅邪王之身分即位后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优遇 ,而且在日常之生活中似乎也很少受到朝廷礼制之限制。琅琊王氏政治之日趋强盛不仅会引起朝廷之猜忌 ,而且也会招致其他士族群体对其政治之不满 ,为减少琅琊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 ,故在宗室诸王之世袭继统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以琅琊王之身份入纂帝位也便成为一种可能。围绕着宗室子弟即位前后之承嗣袭封 ,不同士族群体之政治倾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纷争 ,也便成为世人关注之焦点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实现"文士化"是北魏宗室阶层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变,是其统治中原先进地区的客观需要。北魏宗室的文士化不仅表现为知识素养、精神面貌和行为旨趣的改观,更主要地体现在宗室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具备主体性角色意识,并为汉族士人社交圈所接纳。在方法论方面,这种身份角色论较传统的文化类型分析似更贴近"文士"概念的本质。     

北魏末年灵胡太后述论

北魏末年的灵胡太后临朝称制，宣告终结“立子杀母”制，她依靠汉化的宗室贵族，平息羽林、虎贲之乱，实行新的选举方法，稳定了政局，但她后期私欲极度膨胀，信任佞臣，甚至杀害自己的儿子孝明帝，引发了北魏末年政治的一大变局，即尔朱荣占领洛阳和“河阴之变”。     

论墓志所见北魏幕府僚佐起家问题

初仕含义的起家官是士人出身等第信息的浓缩,也是六朝士族制社会维护门第流品秩序的关键,故受门阀化洗礼的北魏墓志对此高调标榜。墓志资料显示,伴随着北魏诸公及将军幕府机构的膨胀,原本鲜有高门问津的僚佐逐渐步入清流行列,成为显赫的士族起家官。幕僚释褐对候选者的家世背景有严格要求,三代世资达到旧令五品以上方能入围,以此确保士族的垄断权益。其内部分层清晰明确,功臣后裔、五等封君和精英人士高居新令六品以上,世资一、二品的宗室位列正七品,同等条件的庶姓及世资三至五品者退居从七品,这里折射出崭新的阀阅等级体系和统治集团的构造特征。从幕僚出身者的仕途前景来看,首次调转往往破格超迁,平生所任最高官普遍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极具强劲的助推潜质,因而备受士族推崇。评判官职清浊的传统标准就此彻底被颠覆,也引发我们对北魏士族风尚潮流及文化价值取向的重新认识。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４９３／４９９）后,北魏王朝确立了与魏晋南朝相似的禁卫武官制　度,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通过对史传及碑志资料　的钩稽考察可知：北魏后期领军将军执掌禁卫军大权,其职主要由外戚、宗室等帝室姻亲担　任,在政治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左、右卫将军承担皇宫机要禁卫职责,其担任者仍　以宗室、权臣子弟、亲信为多;武卫将军侍卫君主左右,负责禁中宿卫。领军－左右卫－武卫　将军构成了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     

北魏前太和时代宗室婚姻与民族融合

拓跋宗室是北魏王朝的轴心骨干，作为其巩固政权根基、整合利益关系的利器，婚姻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治国方略和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的客观反映，也是北朝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过往学者偏重探讨融入崭新民族与文化要素的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成就，却忽略了对前太和时代宗室婚媾网络的揭示，给北魏早期史和拓跋成长史研究造成不小的缺憾。梳理资料发现，当时宗室择偶对社会性民族成分的重视度远逊于政治性的集团归属，姻戚族属各异，却主要源自支撑北魏政权骨架的代人集团，尤其是代人中堪为皇权附庸的各股“宾附”势力。另外，体制内的阀阅世资亦构成早期宗室婚媾的主导因素，联姻资格线基本划在累世官资一至三品的所谓一流门第上，借此反衬自身天潢贵胄的身份定位。早期宗室特定的择偶标准体现了拓跋氏置身先进文明环境而对实现门阀化的迫切诉求，即仰赖政权力量，以通婚为媒介，试图突破汉人固有门第秩序和民族隔阂的桎梏，以体制要素为基准实现囊括全部胡汉官贵之阀阅体系的再编成，客观上奏响了之后民族大融合的序曲。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献文帝拓跋弘与北魏封建化

献文帝拓跋弘是北魏封建化进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较有作为的年轻皇帝 ,其执政年间 ,在以往道武、太武诸朝的基础上 ,励精图治 ,整顿内政 ,增强国力 ,四出征讨 ,致力统一 ,保卫了北魏封建化的既有成果 ,并推进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为孝文帝改革和北魏封建化进程的最终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维系二者关系的纽带是政治.冯氏虽凭借孝文帝这张政治王牌攫取了北魏政权,但对孝文帝却心存猜忌,因此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压抑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从此,皇权取代后权,北魏政治别开生面.     

浅析北魏前期立子杀母与太后干政的并行发展

拓跋珪为了防止后妃和外戚干政制定了“立子杀母”制度,此制在孝文帝以前一直被一丝不苟地遵行。但尽管 如此,太后干政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北魏前期两者几乎呈现并行发展的状态。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立子杀母”制 本身存在很多弊端,而且北魏政权一些独有的特点也为太后干政提供了条件。     

略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个人因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除涉及政治、军事、民族融合等诸多客观因素外,还与孝文帝个人主观因素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孝文帝对汉文化的迷恋,其南征战略及追求正统的心态,个人生活经历与情感因素等,都是促使其决意迁都洛阳的内在动因。孝文帝迁都及其全面汉化,既加快了当时鲜、汉民族上层的融合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鲜卑迁洛集团与恒、代保守势力的分化,而南迁集团的不断弱化则加速了北魏统治的衰弱。     

光极堂大选与品令

孝文帝为在北魏推行门阀制度,在一以贯之的门阀观念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光极堂大选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孝文帝为重新配备迁洛以后的官员和确定他们的官位而进行的重大政治活动。而其前提'宣示品令',则是以门品定官品出身之令,它反映了孝文帝以官品定门第、以门第定出身、以出身定清浊、以清浊定阶级这样的理念。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影响北魏经济结构转换的因素

北魏建立后,其经济结构经历了由狩猎、畜牧、农耕等多元混合经济向以农耕经济为主的转换,这个转换是多重因素综合的结果。在生态环境、经济、军事、人口以及游牧思维习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最终于孝文帝时期确立了农业的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