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

《左传》是中国最早且又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左传》于战国时期一经写定,即在三晋一带流传。汉唐学者对《左传》的训诂与疏解、宋代学者对《左传》怀疑批判与解释方法的创新、元明时期《左传》研究的迟滞与徘徊不前、清代前期学术界对《左传》集大成的整理研究、晚清时期《左传》研究中义理之学重新崛起,呈现出经学传统下《左传》学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左传》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干扰,但《左传》的学术价值在不断的学术探讨中被重新发现并日渐受到重视,《左传》研究水平在学术批判继承中不断提高。     

《<文选>李注义疏》评议

由于《文选》收录了周至六朝一百三十个知名作者的代表作和少数佚名作者的作品,阅读方便,因而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视,成为必读书籍,研究和注释此书,也成专门学问,唐李善的《文选注》,便是一部权威性集大成的著作。李注引书一千五六百种,许多佚文赖以保存,考订名物和训诂,价值也很高。清代不少学者,都曾致力于此书的校勘和笺释工作。高步瀛先生的《文选李注义疏》(以下简称《义疏》),则总结了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再加上自己的许多精辟见解,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惜乎高先生于1940年病逝,仅完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清代词人孙麟趾小传辑补

清代词人孙麟趾,以其词学理论著作《词径》,为中国词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清代吴中、常州派词人均有密切交往,且工于填词,在中国词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然目前学界困于资料有限,对其研究尚远远不足,古代学者对他的研究亦只是零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使其生平事迹难得彰显。今据清潘钟瑞抄《长啸轩诗稿》本《月坡词》一卷本及《月坡词》二卷本、《同治苏州府志》、《词话丛编》等文献,对孙麟趾的生平事迹作了较细致的订补。     

清代学者名流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清修陕西地方志是陕西乃至全国旧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这些名志大多出自学者名流之手。乾隆年间毕沅抚陕,主持并倡导修志,掀起了学者名流参与陕西方志修纂的高潮,此风气一直沿及嘉道时期。学者名流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及修志主张在方志中均有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陕西方志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对当时及以后的陕西方志修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前期北京、河北地区粮食亩产蠡测

清前期北京、河北地区粮食亩产蠡测吴慧清代学者包世臣曾说过：“今者幅员至广，其内地北尽边墙，西距嘉峪，东齐海，迤岭而西，南交缅，通以中壤中岁，亩产二石五斗。”（《安吴四种》卷七《说储》上）包氏是精通实务的经济家，其说—清代粮食全国平均亩产二石半（清制）...     

戴震《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与得失

戴震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其《毛诗补传》是一部既属经学又属文学,内容涉及到由先秦到清代包括天文、地理、历法、历史、小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论著,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一、《毛诗补传》的内容与体例;二、《毛诗补传》的学术特色;三、《毛诗补传的》的得与失。《毛诗补传》的学术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字词的训解上,尤其在水地、历算、训诂、名物的考辩上卓有成就。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将《诗经》作为经学而不是文学,造成了他解释诗意中往往削足适履,牵强附会。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楼俨《洗砚斋集》与康雍间词学走向

清代楼俨的《洗砚斋集》,是一本稀见的专家论词专集.内容以研讨词律为多.从其展现的词学交游、词学活动、词学思想、内容偏好,不难窥见康熙、雍正间的词学走向.楼俨身为与修《钦定词谱》的分卷主编,此专集也就相应地具备了审视清代官方学术的某种视域以及掂量是否具有当时词学研究最前沿水平的可能,值得引起词学界关注.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183;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墩生平及其学术成就简述

黄叔璥(1681-1757)，清顺天府大兴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历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湖广道御史、第一任巡台御史等职。其学术涉及历史地理、金石目录以及理学义理等方面，著有《南征纪程》、《国朝御史题名录》、《近思录集朱》等书，尤其是《台海使槎录》一书是清代台湾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沈贵珤《正蒙解》及其佚文

与明清两代相比,《正蒙》元代注本较少。元代注本大致有沈贵珤《正蒙解》、郑原善《补正蒙解》、朱隐老《正蒙书说》等,均已佚。据贝琼《潇峰祠堂记》记载,沈贵珤《正蒙解》原仅14篇,缺《王稀》《乐器》《乾称》诸篇。郑原善补足其缺,经胡炳文为之作序刊行。今据《新刊性理大全书》等古籍,辑出沈贵珤撰、郑原善补《正蒙解》佚文12条。经初步研究,朱熹三传弟子沈贵珤之《正蒙解》虽多宗朱熹,但间有特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清代词学与选词学

＂选本学＂是中国古代＂书写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特有的一种建构方式。作为选本批评的一种,所谓＂选词＂,是指根据一定的需要和意图,有意识地选取词家、词作汇集成书。清代选词学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清词流派的形成、清代词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探讨清代选词学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清代选词学的选源和选则;二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史建构的关系;三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学理论建构的关系。总之,通过对清代选词学的系统研究,可以深入地认识清代词学的建构及中国古代选学批评。同时,20世纪以来人们接受的＂词史＂,最初在相当程度上是清代的＂选词学＂提供的。因此,以清代＂选词学＂研究为基础和起点,进而回溯唐五代至清以前的选词学,不失为一条扎实的学术路径,有利于梳理古代＂选词学＂从早期的音乐文学立场逐渐向文本文学立场的转移,有助于更切实地阐释音乐文学向文本文学蜕变的历史走向,也有助于对古代＂文学史＂的建构方式予以更深入的理解。     

《后汉书》研究史概述

刘宋至北宋之前,是《后汉书》接受传播的第一座高峰;北宋至明代之前。《后汉书》的影响传播有所下降;明清时期,是《后汉书》研究的第二座高峰,也是黄金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汉书》研究进入全面系统阶段。     

论龚自珍诗歌的复与变

文学创作的成熟,表现在作家对复变关系的自觉把握上,作家在文学史的位置也往往决定于此。龚自珍在诗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位,这与对其诗歌的复变关系尚未作出很好的研究有关系。龚氏的整个学术文章,都体现出逆今复古的特点,龚诗是对清代盛平诗风的一种逆反。其个人在诗学方面的主观祈向,是超越明清甚至部分地超越唐宋,向汉魏六朝乃至诗骚的艺术精神回复。在这种艺术观念的主导下,龚氏在诗体、诗格、诗法方面,都作出了创新,或者说以复古为创新。     

先秦两汉文人“立言”内涵的历史考察

建安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人的立言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表现在于其一,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郁,这主要缘于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其二,立言的内容逐渐丰富,就其包含的文献典籍来说,大致经历了由春秋中叶之前的经、史,到春秋中叶至战国后期的子、集,再到两汉时期的经、史、子、集的变化过程.不过"立言"作为对有关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之言辞的记载这一主旨在文人心中仍占主导并贯穿该期始终.     

《古今经传序略》与《经序录》比较研究

生活于明朝中叶的朱睦木挈,家富万卷藏书,故治经之余,撰有《经序录》(五卷)一书。张隽活动于明末清初,作为遗民亦以治经传经为己任,所辑录的《古今经传序略》是当时图集文献的集大成者。《古今经传序略》其下对《经义考》的编撰具有开创之功,其上即与《经序录》有无渊源,二书有何异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清代别集研究的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失落

对于历代别集研究,清代堪称集大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不少大部头著作,二是对更多别集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整理,三是研究更为深入。但有关清代学术的研究著作却很少提及清代别集研究的成就,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清代别集研究不像其他学术派别那样体系清晰,二是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导致别集研究的流失,三是后代学术领域对清人别集研究的忽视。     

古地图:见证中国地理大发现——以中国的天文观测与地图测绘技术为依据

通过对《山海经》、《梁书·诸夷列传》等古籍记载的扶桑国、女国、毗骞国等古国地望的考证,以及对唐代《华夷图》、元代《东南海夷图》和《西南海夷图》、明代《内板山海舆地全图》及清代《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等古地图的地图投影方式进行研究,清晰再现了中国古代发现世界和测绘世界地图的历史脉络。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地理发现范围广阔、领先世界,在1375—1392年期间采用先进的横轴等距方位投影绘制了精确而完整的世界地图。从古地图中不仅破解了困扰地图学1000多年的谜题,而且见证了中国地理大发现——中国发现世界——并非传说。     

论一代狂士祢衡的文学创作

祢衡个性突出 ,才华卓著 ,仅凭留存的一赋三文 ,便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祢衡的创作“以气运词”、“借物言志” ,突出地体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发展趋势。他的《鹦鹉赋》为后世的同题赋作树立了师法的典范 ,是同题赋作中不可追及的顶峰之作 ,对咏物类文学创作具有广泛的示范性的意义 ;而其“以气运词”的行文方式 ,更具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对孔融的个别作品产生过影响 ,对阮籍的影响尤为显著。他在文学史的地位完全可以和孔融、刘桢诸人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