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简评郭沫若的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郭沫若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这件事,除郭沫若研究者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在郭沫若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也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在1963年2、3期《电影剧作》上的《郑成功》是郭沫若唯一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它,由于生不逢时(因为当时正是大刮“大写十三年”之风,历史剧命运都不甚佳的时代)而没有被拍成电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论。今日研读这一电影剧作,我觉得它不仅是郭沫若个人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电影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欣赏。     

江青(蓝苹)是“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的鼓吹者和演出者

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指出,所谓“国防文学”实际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文学。他愤怒地抨击夏衍的《赛金花》一剧说: “在我卧病期中,……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也是生活”……》) 江青,即蓝苹,在三十年代乃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国防戏剧”和“国防电影”的积     

曹禺同志《王昭君》剧本中的一些历史细节问题

曹禺同志接受敬爱的周总理生前的嘱托,着手写王昭君历史剧。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构思,终于写成、发表(《人民文学》1978年第11期),并已在北京演出了。这是当前剧坛上一件大喜事。老作家的新作品问世,为我们新的长征道路增加了光彩,受到了文艺界的热     

郭沫若论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同志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杰出的戏剧家,他创作的剧本,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宝库中一份极其珍贵的瑰宝。他一生写了十九个剧本(包括诗剧和未完成的剧作),除《甘愿作炮灰》是现代题材外,其余十八个都是取材于历史或神话的。这十八个历史剧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给予极高的评价。郭沫若不仅对历史剧的创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发表了许多关于历史剧的主张和论述。学习、研究这些主张和论述,对     

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胡适的《终身大事》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可视为中国话剧运动的理论宣言;同月,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发表,为易卜生剧作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五四”中国剧坛影响最大的一部西方戏剧;1919年3月,胡适发表《终身大事》,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话剧文学剧本,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直接模仿,它的诞生,拉开了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和创作的序幕,也树起了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     

重现历史生活的图景——论陈白尘的历史剧

陈白尘的戏剧创作,以讽刺喜剧著称、历史剧见长,成绩卓然。我国现代历史剧作家颇不乏人,人们公认以郭沫若为艺术大师。但是,陈白尘的历史剧,在创作实践,史剧观点和艺术成就等方面,又与郭老有所不同。为了全面了解和更好评价陈白尘的戏剧创作成就,探索历史剧创作的多种途径,对他的历史剧作些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一陈白尘的历史剧作,自1930年在镇江《前锋》发表第一个历史剧《墙头马上》以来,到1979年在北京《剧本》发表《大风歌》为止,前后50年间,共创作和发表过《汾河湾》《虞     

评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他为我們写了許多优秀的詩歌、戏剧、和学术論文。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作品,应当有正确的評論。读了王淑明同志在1958年第二期“文学研究”上发表的“論郭沫若的历史剧”后,使人觉得,王淑明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比較详尽地阐明了郭沫若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別,以及他創作历史剧的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在文章的开头指出了作者写“历史剧是有意識地将它作为一种斗爭武器来使用……較之那些虽然取材于現实     

再谈鲁迅的《无题(洞庭”)》诗——与宋谋玚同志商榷

宋谋玚同志在《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发表的《鲁迅<无题(“洞庭”)>与会见陈赓一事的关系》一文中,批评我在《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4期上发表的《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是牵强附会的”,“是不妥当的”。但我细读了宋文后,觉得我把这首诗解释为沉痛悼念杨开慧等广大革命烈士,愤怒控诉国民党新     

浅论陆文夫小说在材料选取和处理上的特色

在当代作家群中有一批中青年作家以他们脱颖的才华和独特的风格蜚声文坛,我省的陆文夫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的小说《献身》(《人民文学》1978年第四期)、《小贩世家》(《雨花》1980年第一期)分别获得1978年、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1983年第一期上发表的     

辩证法的威力——读《“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于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最初发表在《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后来由鲁迅收入“比较锋利”的《二心集》中.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新月派”看到封建法西斯王朝的建立,蒋介石一时得势嚣张,便立即改换门庭,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办了《新月》这一反动刊物,积极充当新军阀蒋介石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新月派”的干将梁实秋,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号的《新月》上抛出了《文学与革命》一文,竭力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艺术至上论”公开断言:“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并露骨地诬蔑工农群众和颂扬人民公敌蒋     

夏衍与契诃夫的戏剧风格比较

读夏衍的剧作,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契诃夫的剧本.陈瘦竹同志在谈到《上海屋檐下》时就认为,夏衍同志的“这种现实主义风格,颇似契诃夫的剧作,平凡而深远,素淡而隽永.”形成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这两位作家的戏剧风格中,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因素.其中很突出的就是那别具一格的悲喜剧特色.     

《波艇》创刊号出版日期考

鲁迅的《厦门通信》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创刊号。由于该期刊物未注出版年月,这篇通信的发表时间也就成为悬案。一九五六年七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三卷作过注释:“本篇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应为一九二六年末)。”一九五六年十月,俞荻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一文中说:“十一月间,草绿色封面的、精致可爱的《波艇》月刊创刊号,终于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卷对此又作注释:“《波艇》……一九二六年冬出版两期后即因鲁迅和负责撰稿的学生陆续离开厦门而停刊。”(《两地书·七三》的《波艇》注)此后,这问题似乎就没有人再探讨了。一九七六年九月,内部印行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一集)中的《培育两株文艺幼苗——<鼓浪><波艇>》(以下简称《幼苗》)一文,重新考证出《波艇》的出版日期:“创刊号出版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左右。”以后,内部印行的《两地书》(征求意见本),《鲁迅手册》(试编本)中的《鲁迅著译系年》,丁言昭同志的《鲁迅和<波     

夏衍的“联想”说和他的历史剧

《赛金花》和《秋瑾传》是夏衍最早的两个多幕剧,也是作者所仅有的两个历史剧.前者,借前代往事中之一点丑恶,化为对国民党卖国投降嘴脸的尽情嘲弄;后者,树历史长河中之浩然正气,激励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在当时,它们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两个剧本放到夏衍的整个戏剧创作道路中加以考察,有两个现象应值得我们注意.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1966）

《文学评论》最初刊名为《文学研究》。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9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9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     

人的主体性并非文艺自由之神——读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改革之风吹响各个领域。在革新的浪潮中,各种各样的文章发表,有各式各样的观点“亮相”。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和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学评论》刊载了刘再复同志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篇文章已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激发了一场争论。刘再复同志的文章,对于开拓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探索文学观念更新的途径,都是有价值的。不过,读完论文学主体性的文章后,觉得他的文章仍有许多可商榷的余地,因而不揣浅陋,提出来讨论。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談曹禺对《雷雨》的修改

《雷雨》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剧作之一,自发表以来,受到普遍的欢迎,曾印行过許多次。曹禺对剧本也曾进行过几次程度不同的修改。現在《雷雨》基本上有五种本子:一种是一九三四年发表在《文学季刊》第三期上的,这是最早的本子了;其次是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单行本,作了点小修改,这个本子解放前一直没再变动;第三种是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这一次改动很大,有几个人物面目大变,     

白话诗《伊》是陈毅的作品吗?

1920年5月18日《民国日报·觉悟》上,刊载着一首题为《伊》的白话诗,署名:世俊。聂元素、陈吴苏等同志所编《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一书,把这首白话诗作为陈毅同志的作品收入。冯锡刚同志《陈毅同志早期的文学活动》(载《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一文也说:陈毅同志的诗歌,“现在发现的最早作品是发表于1920年的题为《伊》的白话诗。”我一度也曾有过同样的认定。现在看来,白话诗《伊》不是陈毅同志的作品。其理由如下: 一、从署名看陈毅同志是陈家“世”字辈,早年他的父、祖辈为其取名“世俊”,是事实。但是,仅从这一点出发,认定白话诗《伊》是陈毅同志的作品,依据是不足的。     

论《雷雨》的戏剧冲突与艺术结构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 ,最初发表于 1 934年《文学季刊》第三期上 ,巴金是《雷雨》的发现者 ,是他把剧作披露于世。巴金在阅读初稿时曾“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 ,而且为它掉了泪”。 (见《蜕变·后记》)《雷雨》的问世 ,轰动了当时的文艺界。当时远在日本避居的郭沫若撰文称赞 ,“《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见《沫若文集》第 1 1卷 1 1 3页 )直到 45年后的 1 979年 ,茅盾在回忆文章中还以“当年海上惊雷雨”来赞美《雷雨》的演出盛况。中国历来只有戏曲 ,曹禺广泛吸收西方戏剧优点 ,又融进民族生活。《雷雨》的诞生是话剧艺术在中国…     

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评刘心武《班主任》等六篇短篇小说

刘心武同志继《班主任》(《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以后,又陆续发表了《没有讲完的课》(《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四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北京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五期)、《爱情的位置》(文艺丛书《十月》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面对着祖国大地》、(《鸭绿江》一九七八年第八期)、《醒来吧,弟弟》(《中国青年》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等几个短篇,作者完全摒弃了“四人帮”的“帮规”、“帮法”,遵循从生活出发的原则,在这六个短篇中,塑造了真实可信的时代英雄,歌颂、赞美了社会主义光明,并大胆地触及了现实,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对生活的深邃思考,提出了千百万人关心的社会问题,无情地暴露和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毒害青年一代、腐蚀人灵魂的罪恶。它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