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历史定位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育的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分工与领域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社会民主生活的内在要求.尽管其还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自身力量还不够强大,但它却为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低估的力量.     

从世界历史理论看“中国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正确理解「中国特色」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特色」不是民族狭隘性的表现,不是民族特点,也不是社会普遍发展规律中的特殊形式,「中国特色」具有双重规定性,即不仅仅具有本国规定性,而且还具有世界历史的特殊规定性。正确把握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与逻辑

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定内涵,党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是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为起点的。以历次党代会为线索,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历史前提

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历史前提,对于正确理解和科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必要。这种区分绝不是割断历史、制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否定,而是为了在相对客观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基础上,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只有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又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继承性;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又为其社会主义属性正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

着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由来论、类型归属论、历史方位论、现实本质论和发展道路论这五论的联系和统一上,揭示中国为什么必须搞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什么特质的社会主义,确定什么样的实践"中心"、实行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证"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要义"的深邃历史根源、深刻现实依据、客观内在性质、根本思想原则,从而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层级内容的,其所独具的这一整套历史哲学理论,作出概要式的梳理和阐明。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起点

苏联模式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却实现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在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并在此后带领全国人民对走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由于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向“左”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目的并未根本达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桎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逻辑与历史维度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0年来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真理性,即理论的逻辑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实践相统一的现实性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蕴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总体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分析其国际环境和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蕴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于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致力于在加强国际合作应对世界性难题的过程中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致力于促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向公正合理的全球化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历史演进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位一体"到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日趋完善的发展历程。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次升华,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潜探学理,深绎史脉——纪念孙叔平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从学术成果入手,阐述了孙叔平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双重贡献。孙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分说,以四大块构成辨正唯物主义,以“3 9”构成唯物辩证法,以七大块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基本原理的研究,均有学术个性可观。其成果是我国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文章从五个方面概述了孙叔平教授对中国哲学史合法性的探索:孙著《中国哲学史稿》建立了“三合一”的中国哲学演进史;以中哲史自身的逻辑发展和相关科学理论为元理论;建立了主客观一,古今统一,认识和价值统一的评价系统;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写作方法;中哲史范畴系统的建立。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     

汉字的断代测查对汉字史研究的意义

汉字的断代测查要整理和描写不同历史层面汉字的构形系统,理清汉字个体字符历史演变。本文以春秋金文为例,探讨汉字断代测查的各个方面及其对汉字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治世。三大治世的形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盛极一时的殷商、大秦和强隋的覆灭,使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三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自觉地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全面实施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高度重视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三大治世的辉煌成就。而西周礼乐、汉武盛世和开元盛世则是由三大治世孕育而来的文明景观。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