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困惑——评哈特的法律规则说

作为新分析法学的代表,H.L.A.哈特教授在1961年出版了《法律的概念》一书。在这本传世之作中,他从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论开始,代之以法律规则论,并提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相结合的理论。法律规则理论具有全新的价值,对后来的分析法学家有重大影响。然而哈特的理论中也有一些解不开的情节,比如作为他的法哲学起点的规则本身应当如何理解,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具体应该如何结合,承认规则的效力从何而来。     

网络时代的中国社会规则变迁——从二元规则转向三元规则

网络时代背景下,网络集体行动、网络问政、网络监督在虚拟空间逐渐形成新的网络规则,并向现实公共空间延伸。网络时代社会规则系统由二元规则博弈演变为三元规则博弈,三重规则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规则统一体,规则间博弈态势决定着社会规则系统的整体结构,进而改变个体行为与策略选择的规则背景。     

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

尤根·哈贝马斯的规则观涉及三个理论问题:遵守规则的条件、规则意识的产生和规则正当性的辩护.他把主体间性看作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离开了主体间性,就无法知道某人是不是在遵守一条规则;离开了主体间性,就既不能形成"规则意识",也不能从"规则意识"中发展出"原则意识"、分化出"价值意识".离开了主体间性,更无法为规则的正当性提供辩护.哈贝马斯之所以关注规则概念,是因为他关注这样三个实践问题:"区别于自然现象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何以可能?"、"现代社会中真正自由的人格何以可能?"、"现代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辩护何以可能?".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哈贝马斯用他的交往理性概念来扬弃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把康德关于"无规则即是无理性"的观点和哈贝马斯的"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得出"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理性"的结论.     

哈特对“命令说”的反驳及其法律规则说

哈特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法理学家之一和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他从分析奥斯丁等早期分析法学派的主要法律思想入手，对法律的概念以及其它相关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法律不是以威胁为后盾的强制性命令并从法律的内容、法律适用的范围、以及法律产生的方式三个方面论证了“命令说”的荒谬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法律概念的重要学——法即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     

哈耶克社会规则生成理论研究

康德在思考人类认知能力时曾提出知识何以可能的疑问,社会规则作为人类文明和文化进化的产物,同样存在着社会规则何以可能的问题。哈耶克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其学术进路受休谟、亚当·斯密、斯宾塞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熏陶,以理性不及知识观为逻辑起点,在社会结构的发展领域提出了与其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相适应的无意识的、类似于生物进化的社会规则演化范式。从社会规则发生学意义上讲,哈耶克的演进论理性主义开辟了观察社会规则生成机理的一个迥异于笛卡尔建构唯理主义的新视角。     

WTO规则与中国原产地证明商标保护

地理标记是特定产品来源的标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是目前对地理标记规定得最为完善的国际条约.地理标记作为用来标明特定商品的来源地,在保护国际贸易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和产地声誉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已加入有关原产地保护的国际公约和协定,原产地域产品的法律保护制度,是我国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原产地命名、地理标志制度等通行惯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起来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原产地名称、原产地标识的证明商标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切实加强对原产地域产品的法律保护.     

“行动—规则”视角下特色小镇发展的理性思考

特色小镇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特色小镇发展中也暴露出了“房地产化”、过急过快、经营混乱等众多问题,建设特色小镇需要理性思考。从“行动—规则”视角对特色小镇背景、内涵、成功及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特色小镇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它是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所形成的自组织系统,特色小镇的特色是内生于动态演化的自组织系统。成功的特色小镇一定是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发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发挥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失败的特色小镇并未形成特色产业支撑的自组织系统,没有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家的创新作用。因此,基于“行动—规则”视角,我国特色小镇应坚持理性发展、因地制宜、市场运作和政府引导等原则,合理规划、科学发展。     

论模糊规则

法律原则往往是构成一部法律的基石,由此演绎出的法律规则既有明确的规则,也有模糊的规则,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另有规定的除外".几乎所有的现行法律中均含有这样的规则,论述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模糊规则,并还之以法律本有的精神.     

论模糊规则

法律原则往往是构成一部法律的基石，由此演绎出的法律规则既有明确的规则，也有模糊的规则，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另有规定的除外”。几乎所有的现行法律中均含有这样的规则，论述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模糊规则，并还之以法律本有的精神。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分析——基于泰勒规则和麦克勒姆规则比较的视角

在深入回顾和分析货币政策规则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数据对泰勒规则、修正的泰勒规则、麦克勒姆规则、修正的麦克勒姆规则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反应比较大,两种泰勒规则要比两种麦克勒姆规则更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南。伴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泰勒规则将能更好地刻画和描述中国的货币政策状态,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指南作用。     

韦伯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元理论比较

从合理性的视角给法治一种元理论的解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韦伯根据波普尔对世 界的三种区分,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将其目的行为对准客观世界,并以目的行为为取向,型构其形式 理性主义。韦伯的形式法治直接导源于他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世界三分的基础上,引入世界的第四个界 面,即生活世界。以此为切入点,哈贝马斯以沟通为行为取向,建构其交往理性主义。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正是通 过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才得以形成。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法治实践中的理性、理念

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对于全人类都是共同的,理性思考的力量也是普遍的,它是论证的根据和灵感。法治中的理念,阐述的是对现行法具有重要意义的证明和解决模式。由于理念具有对法律原理的真实性要求,所以法治理念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法治强调法的理念,故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法理性。当今,我国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是架构在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基础上的理论。我们党倡导的法治理念,无论是作为一条法治理念,还是一项政治原则,它都体现了对公民自由行使民主权利保护。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法治问题研究

社会的发展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使农村法治陷入困境。针对造成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在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主体、行政司法体制、民主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曾国藩"德治"思想与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之比较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富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其"德治"思想既有对古代"德治"思想的承继,同时又根据时势的变迁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尤其是他在选拔和启用人才时,动态考察人之德操,重视"自律"慎独"作用的发挥及"以德治军"的思想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行政法治与行政德治刍议

行政法治与行政德治作为两种独立对立的行政模式, 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面。行政法治是中国行政现代化的必然归宿,而现代行政法治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结合点则是行政法治对行政德治的合理吸纳。     

"法治"与"德治":当代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

"依法治国"旨在建立法治化社会;"以德治国"则是使这个有法度的社会符合人性."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体现了人类理性精神的现实统一,它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发展史所提供的启示,也源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江泽民对党的执政规律的理论贡献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任务、理念、地位、能力等方面对党的执政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化了人们对此问题的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