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

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启蒙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启蒙 ,同时也包括社会主义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 ,社会主义启蒙取得了最终胜利。 2 0世纪中国文学在社会主义启蒙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启蒙历程包括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四个发展阶段 ,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联系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成为可能。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无论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还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现代性的基础看两种启蒙及其历史表现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     

“启蒙”概念及其张力

启蒙运动是一个始于观念更新而及于自由实践的漫长过程,它唯一可以允诺的东西就是理性的自由。但它只是为现代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而无法决定他们如何作出选择。启蒙并非自绝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而是这种传统中的异质因素的全面展开。"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启蒙史乃是理性自我理解、自我裂变的历史。然而,理性本身只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也造成了启蒙自身的张力。正是理性的误用造成了启蒙的偏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启蒙,而在于怎样进行启蒙。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了重续这一崇高的事业,我们需要汲取法国启蒙运动的成功经验,更要汲取它的失败教训。我们需要合理地对待传统,合理地对待信仰,合理地对待科学技术,合理地对待自然;同时,我们也需要合理地对待理性自身。     

启蒙的多维度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启蒙性质

启蒙应具备三个维度,即理性、感性和神性.中国的启蒙主义也应该具备这三个维度.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主要参与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和神性维度的建构.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最早的形式是以译介方式出现的.对尼采、叔本华等人著作的译介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哲学美学基础.一方面,中国现代的启蒙思想家王国维、鲁迅等将当时西方最时髦最具先锋性的哲学美学和中国的启蒙建构结合到一起.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是在两种现代性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悖论当中建构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还承载了建构启蒙的神性维度的重任.这主要体现为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所具有的神学来源.例如,作为基督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论家梁宗岱的"纯诗"诗学观,发掘了象征主义诗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密切关系.     

新学:中国的启蒙观念之内涵

启蒙思潮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启蒙观念本身学界却无定论.以社会史、思想史考察启蒙观念,都带有一定局限性.通过历史语境整合中国自明清之际以来的四次启蒙思潮,可突破这一局限,并彰显以新学为内涵的中国的启蒙观念.     

伊格尔顿论启蒙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认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直接导致了上帝的隐退。但启蒙运动没能把上帝真正杀死,在稍后的理想主义哲学和浪漫主义那里依然可以发现上帝的影子。直到20世纪,尼采、弗洛伊德的非理性哲学的出现才把上帝彻底杀死,由此导致了西方文化的一系列危机。对于现代社会的弊端以及所带来的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一味地归咎于启蒙;同时,也不能不加反思、批判地接受启蒙的遗产。就当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来看,不但不能停止启蒙,而还应当继续启蒙。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启蒙的自我毁灭

启蒙是西方社会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反思启蒙一直是西方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阐述了"启蒙已退化为神话"的主题.本文试从启蒙的实质、启蒙退化为神话、启蒙自毁原因等方面,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思想进行分析与阐释.温习智者的教诲,提高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警醒.     

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思潮转向的心理机制

鉴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思潮转向的探讨,依旧盛行"社会变革影响论"、"继续革命论"、"世界思潮影响论"等外在影响研究,因此有必要从心理机制角度重审之。事实上,人文启蒙无效体验、苦闷之顶后的力量爆发,以及以政治启蒙来为人文启蒙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转向新的人文主义形态即革命人文主义,此三者乃启蒙思潮转向的心理动因与目的。唯因如此,从人文启蒙到政治启蒙,从弃医从文到弃文尚武的转变,才更符合心理规律与历史真相。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一人性上升一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当下学术界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各视其是将启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在对启蒙的态度问题上 ,新启蒙的建构与后启蒙的解构历历在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如何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对话。就两套启蒙话语所持的路径而言 ,这一“正”一“负”的启蒙价值取向恰恰是应对反启蒙思潮的双刃剑。新启蒙和后启蒙的正负关系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它们理应形成互动、互补与圆融的格局。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的两个面向 ,反启蒙才是它们共同警惕和防范的对手。     

从启蒙到革命：《长明灯》的一种新读法

《长明灯》首先是一部批判佛教迷信的小说。在吉光屯,佛、道在儒学的整合下,连同儒教共同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思想基础。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吉光屯古老而静止,吉光屯人守旧而没有自我。疯子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他的启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举措。如果说疯子呼吁"熄灭长明灯"是启蒙的话,那么,在对启蒙绝望之后,"火烧社庙"等激进行为表明他改革中国社会的方案由重视文化启蒙转向注重实际行动。这里也隐含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社会革命的征兆。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中现代中国的启蒙

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表明,我们无法回避讨论启蒙,因为启蒙在中国至今是“一项尚未 完成的规划”。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为前奏,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启 蒙之路的真正起点,对20世纪及以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今后中国的启蒙有 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启蒙与物质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肇始于启蒙运动。以赚钱为志业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建制的逻辑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是现代化过程的三个侧面。经历了这一社会变迁,商人由卑贱变为高贵。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也典型地体现为商人由贱到贵的转变和物质主义的流行。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至高无上,思想精英是领导阶级,而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文革不是启蒙。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是最有成效的一波启蒙。十六大允许民营资本家入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几千年的商人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被彻底废除了。至此,物质主义已大化流行。现代性要求国家和哲人放弃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而让市场和经济学去引导人们理解善和好生活,让商人们去示范何谓善行、何谓好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善观念保持中立,而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由功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偷运的善观念——物质主义的善观念。启蒙和现代性的要害就是物质主义的泛滥。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明不会走向生态崩溃,而现代性的扩张正引导着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深渊。为摆脱毁灭的命运,必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为走向生态文明,中国人须有一场纠正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新启蒙。新启蒙的中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