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之于司法审判:冲突与优化

网络舆情作为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正在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司法审判也不例外。近几年来,已经有多起案件通过互联网影响并左右了司法裁判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既是独立性的司法,也是回应性的司法,只有通过完善司法程序本身的技术灵活性以增强审判活动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尤其是网络时代背景下处理社会冲突的能力,积极地回应民意对司法的公正期待和正义需求,以制度消解网络舆情对司法审判的负面影响,才能实现审判权与网络舆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政务新媒体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的机遇及挑战

政务新媒体的介入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机遇,节省了时间与空间成本,提供了公民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为政民沟通创造了便捷交流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便捷的客观条件。但同时,政务新媒体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中也显露出诸多问题,如政务新媒体自身定位模糊、缺乏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容供给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在明确政务新媒体的定位基础上,提高政府回应力度,强化内容供给,实现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陕西省环境污染因素犯罪司法现状透析及改良

陕西省环境污染因素犯罪司法存在刑事案件数量稀少,司法难以回应客观现实;案件分布类型分散,环境污染成多种犯罪的诱因;农民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主要犯罪主体,单位犯罪缺失;刑罚适用轻缓,实际服刑率低下等问题。具体症结外因源于行政法之牵制,包括行政环境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影响;内因在于司法理念对于环境污染因素的忽视。因而司法现状之改良途径应一方面通过充实行政环境立法,衔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以妥当处置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强化环境优先的司法理念。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权独立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新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人们参与法治建设、交流讨论典型司法案件、表达观点的平台。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司法过程和裁判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舆论影响。目前我国舆论监督体系缺乏制度规范,对司法独立产生了负面影响,阻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网络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与司法权独立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同价值目标,决定了必须在舆论和司法之间培育起健康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制度建设时寻求网络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良性互动,既保障开放的舆论空间,又坚持司法权独立运行。     

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路径与挑战

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公信力是衡量司法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中,随着民众对司法的需求加大,持续提升司法公信力成为评判司法改革成效的根本尺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近年来,随着现代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技术为司法公开创造了更为便捷的条件,同时,也改变了司法机关单向公开的传统格局,赋予了社会公众通过新媒体积极发表意见、参与司法监督及社会治理的新通道。因此,在新技术条件下,司法公信力建设应当积极应对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新形势与新挑战,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手段加大公开力度,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诚信,让社会公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另一方面,应当建立良性互动的交流机制,注重聆听社会公众的反馈与诉求,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持续提升。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八、十九大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公众的参与程度与许多因素有关。在积极发动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发挥新媒体协商平台的作用,提高新媒体的回应能力,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公众应借助新媒体互动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意识,践行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环保组织要发挥新媒体的聚焦作用,推动环保组织的成长壮大。     

司法的公众参与:司法回应民意的原则与机制

从保障司法的公众参与角度,研究司法为何和如何正确积极地回应民意,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回应民意机制,保障公民司法参与权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司法回应民意应坚持司法独立与依法审判原则、理性与客观公正原则和程序正当与审判公开原则,并改革司法旁听制度,落实公民法院旁听权。移植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拓宽法院吸纳民意渠道,参考吸纳理性正确的民意,改革和完善法院案卷信息和司法记录公开查询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新媒体环境中的公民参与现状分析

新媒体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分析了新媒体的特点及其对公民参与的积极意义,探析了新媒体环境中公民参与存在的主体局限、公民责任缺失、公民非理性参与以及政民互动中政府回应力不足等困境,进一步提出消解参与壁垒、建立平衡监管机制、增强政府回应力、引导"意见领袖"等途径,力求改善新媒体环境中公民参与的现状,从而更好地汇聚民智、集中民力。     

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论纲——“诉求—回应”互动模式的视角

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指向六大基本问题:为何回应、能否回应、如何回应、回应如何、回应提升与回应控制。相应次级表述为回应原因、回应能力、回应力度、回应效果、回应能力提升和回应力度控制。司法的社会回应力是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关键性构成要素,而回应力是由回应能力和回应力度构成,分别对应能力维度和理性维度。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实质在于其所内含的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过程,亦即司法通过司法场域依据现代法律规范的社会问题反映、集中与解决。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效果通过回应风险的评估和社会满意度的评估两个维度得以体现。中国司法如果在将来具备了同构于系统论者阐释的反思性,那么将会不断创新回应社会的新范式,且提升回应社会的水平。     

行政与司法互动性浅见

行政与司法之间关系的异化 ,已产生了行政与司法的“恶性”互动。本文从社会学和现代法理学的视角观察分析行政与司法互动的类型和特征 ,透过行政与司法互动的现状 ,探讨实现行政与司法互动的途径     

论以人为本司法观的理论基础——从新宪法修正案谈起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经为以人为本司法观的构建奠定了宪政基础。以人为本司法观要求现代司法珍惜人的生命和自由,保护人的财产,重视人的精神利益。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其理论基础包括:现代法治理论、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理论。以人为本司法观是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和是否有效率的根本依据,而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则是以人为本司法观的具体化。     

微博直播庭审的困境检视与制度构建--基于协调司法公开与司法权威之间冲突的视角

通过网络对案件庭审进行实时文图报道的微博直播庭审,被喻为“新媒体时代司法公开的又一扇门和窗”,从亮相之日起就被寄予厚望。然而,微博直播庭审的发展与公众的期望相差甚远,正从“星火之势”陷入“后劲不足”之困境。究其根源所在,微博直播庭审虽有助于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公正司法,但也不可避免地对司法权威提出了严峻挑战。以规范化建设为视角,探索建立微博直播庭审制度：明确直播主体资格、界定直播案件范围、规制庭审直播内容、建立配套保障机制,为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提供一种路径选择。     

法律信仰命题质疑与法律信任生成的路径选择

信任在信任对象、生成方式、价值追求以及内心确信程度等方面都不同于信仰。法律只能被信任,法律信仰几乎是可欲而不可求的。从国家权力结构的属性来看,法律的信任与司法权的行使密切相关,法律信任主要来源于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而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又必须以司法权具有独立的品格为前提,此乃法律信任的一般逻辑。就我国目前的法律信任语境而言,树立司法独立品格显得尤为迫切。     

也谈“媒体审判”——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现实生活中,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设紧紧相连,但是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却有着越来越多的冲突。新闻自由在中国法律中并没有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出现,而是散见于《宪法》和一些法律法规之中。新闻自由的内容不仅包括报道方面的自由,也包括评论方面的自由。媒体与司法的本质差别,导致了新闻事实和法律事实的不同。社会本位思想在传媒管理上的应用,可以缓解二者的冲突。若要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对媒体知情权和表达自由权的保护是应有之义,在体制上也要进行媒体的去行政化。与此同时,在价值观念和具体职业操作中,要严防媒体自由度的过界,维护司法的独立性,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信访之司法终局的实证考察与分析

信访被认为是当前司法境况下不得不为的制度,但它是否能够使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这一直是个引发争论的问题。我们实证考察的结果是,"自爱"是人的本性,即使司法公正,只要有持续的制度供给,上访就不可避免。当前的信访制度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诉求,反而使社会处于不稳定中。若解决当下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权益,必须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使司法成为信访的终局程序,并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论法院网络负面舆论较多的原因与应对

在全国性舆论事件越来越多的新媒体时代,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特别是近两年,大量的网络负面舆论影响到了法院的独立审判。为引导与应对网络负面舆论,应从司法公正关注度、网民围观评论、民间舆论领袖、媒体报道商业化及外媒关注、法院信息公开不到位与舆论引导能力欠缺5个方面,结合实务案例分析找出相应的引导与应对措施。     

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司法思想

儒家司法思想以人性论为根据,人性中趋恶的因素及国家对其予以合理限制是司法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司法的地位在于辅助德教,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司法的价值一是"仁道",二是公正;司法的目标是促成德治、仁政或礼治社会的实现。先秦儒家司法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对仁道价值的不懈追求,而这种仁道价值与今日之人道主义在关爱人、尊重人这一点上是相通的。道家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人道必须效法天道的理论学说,在司法问题上也主张司法必须顺应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从而体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司法理念。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经典《黄帝四经》提出的"秋冬为刑"说,后经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论证而被确立为一种司法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清。《黄帝四经》提出的"精公无私而赏罚信"和"诛禁不当,反受其殃",阐述了公正司法的重要性,体现了一种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司法理念。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理论命题与实践品格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6月1日，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时施行，这既是我国未成年人事业划时代的一笔，也是对建党百年的一次献礼。在新的未成年人司法语境下，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仍面临非犯罪化转处标准不明确、刑罚执行变更难和分级干预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应借鉴域外少年司法先进经验，在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明确罪错未成年人转处标准，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假释、减刑等制度，充实专门矫治教育措施，使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更加体系化。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