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物质观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管子》中的名言,见于卷首首篇《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轻重(甲)》篇中也有类似同样的话.这两千多年以前的言论,至今读起来还是那样令人信服.其原因是它在讲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体现了物质是基础,物质决定精神这一唯物的观点.所以它不论距离今天有多久,仍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永远不会泯灭.《管子》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因为《管子》清楚人们首先需要吃、喝、     

在其位,谋其事,尽其责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我们对道德的提升有了更高的需求和期望。职业道德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三大行为准则之一,最根本的立足点可以归纳为“在其位,谋其事,尽其责”,通俗点说就是“做好本职工作”。那么作为一个平凡人,如何才能做好本职工作？     

管仲的伦理思想初探

管仲的伦理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基本上是维护传统的道德观念,核心是“礼”,但管仲所维护的“礼”已与传统的“周礼”相去甚远;“仁”是春秋时期的新道德观念,虽然不能肯定管仲一定提出过“仁”的概念,但其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却为“仁”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管仲对伦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他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德基础论。     

父亲,生日,自行车

过生日,在我的印象中还是近十几年的事情,我说这十几年,仅仅就我对周围熟人所知。仓廪实而知礼节,10多年以前,我们这种普通人家,经济多不宽裕,这     

合法投资、科学理财增加村民财产收入

引言、引例：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古语一直被人作为至理名言。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认为要与时俱进,完善这句名言的涵义：群众有了钱财不一定就知礼节、知荣辱;要让群众有了钱财就知礼节、知荣辱,     

向传统致敬

正根据教育部网站4月1日公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今后我国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高考等升学考试中的比重。看到这里,笔者不禁联想起最近几年兴起的"国学热"。国学为何能够"热"起来?简单来讲,这是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觉醒。"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向平民化的义利观——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义利观规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的大致走向，塑造了理想化的“君子”人格，形成了神圣化的义利观。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化为平民式的义利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新价值观的认知与追求。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的多维阐释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业已成为我国外事工作的重要价值导向。这一科学观点的形成,是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为理论之基、以中国传统义利思想为文化之源、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为历史之维的建构过程。在理论之基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继承了国家利益观、国际主义思想、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道德和正义原则的理论精髓,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向当代形态的转换;在文化之源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科学地把握传统义利关系中“义”“利”的价值定位,实现了对传统义利思想的超越;在历史之维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发展,实现了义利关系由国内战略向国际战略的视域转换。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就是邓小平对“义”和“利”关系问题的根本看法。邓小平是义利关系的统一论者。他在充分肯定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肯定正当个人利益的同时，强调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必要时应当牺牲个人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综观邓小平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论述，邓小平的义利观即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表述的“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邓小平同志的义利观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中一这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特征,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和发展了传统的义利观,既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从“本体”到“本位”——张君劢“中国文化走向问题”脉系梳点

张君劢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是当前中国哲学界需要再次探讨的新儒学问题。在围绕这一问题的众多已有界定中,学者们往往从“精神自由”的字面表达来界定张君劢文化哲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归宿,这致使其割裂了张君劢文化建设总纲领中“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指向的本质关系。张君劢文化哲学脉系的本原价值是将“人生观”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础,将“学问之独立王国”的建立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将“民族活力”作为立国之道的根本途径,而“民族活力”的激发来自于儒学复兴,这一路径的终极指向在于挽救民族危亡。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理性审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对于建设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培养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百年来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既是一种注重文化传承与精神引领的知识建构,也是一种凝聚文化教育合力的协同发展。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向,探索教材基于新时代语境的现代化诠释、基于全球化语境的本土化编写的发展向度,塑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形象,开发数字教材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融入教材。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也应强化规范意识,积极规避“人文关怀式微”的价值危机、“学科视野窄化”的认识误区、“教材泛德育化”的理念偏差以及“教育逻辑缺失”的路向偏移等失范问题,增强责任之心,勇于担当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固本与创新中肩负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理性审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对于建设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培养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百年来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既是一种注重文化传承与精神引领的知识建构,也是一种凝聚文化教育合力的协同发展。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向,探索教材基于新时代语境的现代化诠释、基于全球化语境的本土化编写的发展向度,塑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形象,开发数字教材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融入教材。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也应强化规范意识,积极规避“人文关怀式微”的价值危机、“学科视野窄化”的认识误区、“教材泛德育化”的理念偏差以及“教育逻辑缺失”的路向偏移等失范问题,增强责任之心,勇于担当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固本与创新中肩负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     

试论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文化观

党的三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不断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始终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前列 ,追寻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 ,并形成了唯物、辩证、科学的文化观     

文化冲突视野中的"和而不同"观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文化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受到社会冲突正负功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文化冲突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传统中呈现多义性的理解。“和”与“不同”各自拥有正负面效应。中国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之差异性理论看似相似，实乃解决文化冲突的两种不同的思路。文章通过对“和而不同”论的先决条件、“义”“利”之辨与解决思路的辨析，审视“和而不同”之“和”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之差异性语境下多元共生的区别。在“和”融入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上，探讨如何结合两种理论的优点、避其不足，借助差异性理论推动“和而不同”等本土传统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帮助本土传统在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隐性文化殖民战场上发挥积极功能，克服、缓解甚至解决文化冲突。      

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毛泽东在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重要著作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两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辩证法,又是认识论;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又是历史唯物主义。“两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两论”揭示了“实践”的“矛盾”本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升华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转换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两论”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统一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智慧”。     

国企类型化下国资监管改革的法律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确立了以“管资本”为主的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国有企业都适用于这种监管体制。应当依据国有企业所处领域和功能目标的不同,将其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和营利性国有企业,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针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国资监管法律路径。在国企类型化下的国资监管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指导原则,将国有资产统一监管与分类监管相结合,实现由“管企业”向“管资本”国资监管方式的转变。     

论宗教文化对建设美丽中国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美丽中国的建构框架。建设美丽中国不只是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更在于人文生态的建设。在建构美丽中国的过程中,人文生态建设是其应有之义,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文化乃是人文生态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需要充分发掘我国宗教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弘扬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挥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注重发挥其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极度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试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再造“新文化、新礼俗”,进而在组织中重建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乡村社会重构之目的。本文期望重新剖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释其乡村建设的主要思想内涵,最后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蕴含的文化观,论述了社会分工对文化产生的推动作用,阐述了文化活动与物质活动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无产阶级推动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和基本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下,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