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事及监察制度述议

我国封建的社会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其中两汉就有四百余个春秋,约占整个封建社会总时量的五分之一。而在这一时期内,无论是生产,还是教育、科学、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这一切,都与汉代用人制度有直接关系。秦废世官,实行封建官僚政治。汉承秦制,又经过若干年的实践,不断改进,逐渐完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官制度。其基本内容大致包括:如何培养选拔人;如何合理地使用人;如何妥善安置官员们的晚年生活。 (一)汉代十分重视人的工作。首先体现在对人才的培养教育方面。培养教育工作大体分两种形式:第一是郎官制度,挑选一些官宦子弟,进行培养和考察,这项工作统属于光禄勋负责。对于这一批人,给以必要的政治、军事、文化训练,提高其文化,磨砺其节操;同时让其朝夕左右闻公卿之议论,增长知识,锻炼才干,观察其表现和能力,以备适当使用。第二,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     

西汉郎官制度的形成

郎官制度是西汉的一项重要制度.郎官作为皇帝的宿卫和谋议之臣,对皇帝和中央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其既能升迁中央官吏,又能外调地方令守,是西汉政治达到上下通和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西汉政府选拔和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     

试论南朝典签

典签是一种不入流品的府州小吏,设于何时,具体时间已无从查考,甚至在南朝诸史“职官志”中亦不见记载,可它在南朝,尤其在宋齐两代的政治生活中表现极为活跃。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率先对这一现象有所注意,惜未深入论述。近现代的有关著作虽有论及,但欠全面。至于专门研究典签的文章,尚属少见。本文试图对典签的含义与职掌范围。典签在南朝权力膨胀的历史原因、典签在南朝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演变规律等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探索。一、典签的含义与职掌范围典签职掌,据《南史·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七职”。可见,所谓典签就是主管“签”的意思。什么是“签”呢?《文心雕龙·书记篇》认为:签是“牒之尤密”者,而“牒”是     

东汉 "故事""服阕还郎"小考

汉代“故事”是律令以外政府行政中的惯例部分,实具制度的性质。东汉“服阕还郎”的“故事”规定,凡在郎署和由郎署迁出的中央散吏,或已经决定由郎官出补但还未出京师的官吏等“宦皇帝者”,其去官为亲行服时,还保留着与皇帝的私的关系,保留着郎官的身分,服丧后要直接还署为郎。这种保留郎官身分的做法大致产生于东汉,表面上是对郎官的优待,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主要是为了维持郎官的数量;同时这也部分地体现了东汉官制中的品位因素。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东汉三公、尚书职权辨析

<正> 关于汉代官制,一个传统观点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为加强皇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自汉末的仲长统首倡此意后,有关东汉官制的论著大体沿袭此说.唯1990年祝总斌教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问世,才明确提出了东汉的三公仍为宰相、尚书并未取代三公的观点.旧说明显地失之武断,而祝先生的新说强调了三公的作用,但对于三公的职掌似未能深入分析,对尚书的职掌与地位也估计较低.笔者认为,东汉的三公仍保留着丞相的职权,而尚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行使着丞相职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三公与尚书共行宰相职掌.     

太极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关系述论——以东堂决策为中心论述

太极东堂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正殿的东厢房，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东堂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场所；2．东堂是举行文武要员及宫室勋戚丧礼的场所；3．东堂是皇帝宴赏大臣、讲论学术与询问政治的场所：4．东堂有时也是发生宫廷政变的场所。     

唐代中书舍人的“侍奉进奏”与“参议表章”

传统上认为,中书舍人的＂侍奉进奏＂和＂参议表章＂是两类性质不同的职掌。＂侍奉进奏＂是将章表奏达皇帝的一个程序;而＂参议表章＂是在皇帝接受了章表之后,将其出付中书舍人进行商量,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决策时采择。其实唐代中书舍人＂侍奉进奏＂与＂参议表章＂并不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职掌,＂侍奉进奏＂即包含有＂参议表章＂的意思。     

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略论秦汉中央三级保卫制

<正> 秦汉都是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政权,皇帝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和地位。所谓秦汉中央三级保卫制,就是以保卫皇帝为中心任务的三个范围的保卫制度。即以郎中令(光禄勋)为首的皇帝贴身侍卫;以卫尉为首的皇宫保卫军——南军;以中尉(执金吾)为首的京师及三辅保卫军——北军。这三级保卫制互相协作,又互相制约,保卫着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安全。在秦汉中央三级保卫制中,南军、北军最为重要。故在秦汉时期,谁要控制皇权,谁就要控制、掌握这三级保卫机构,特别要控制南军和北军。秦时     

唐代的谏官制度

<正>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凡有所作为,励精图治的皇帝,都比较能够接受臣僚的规谏。早在西汉时,封建统治阶级为适应封建专制的需要,就设有散骑、谏大夫、专司谏争,东汉时称谏大夫为谏议大夫,这是隶属光禄勋的谏官。到了唐代谏官制度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完善的制度,使谏官在唐代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     

“老伴”的由来

“老伴”这个称呼,现一般用于老年夫妇之间,可是它原是太子对老太监的称呼。明朝宪宗皇帝朱见深册立九岁的儿子朱祐占樘为太子,派宫中服侍他多年的太监覃吉做典玺局的郎官,专门照管太子的生活和学业。覃吉为人正派,忠于职守,太子极为尊敬和爱护他,称他作“老伴儿”。     

西汉持节制度考

汉节在汉代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持节者可以代表皇帝,权力甚大.汉代"节"形状应从周代的"旌节"发展而来,但却保留了周代使节代表君权的政治意义.汉代"节"只有皇帝才能设立,称为"汉节",诸侯国或地方政权没有权力设"节"."节"上旄的颜色,秦汉时期有着变化过程.秦代为黑色,西汉初期为赤色,汉武帝时第一个旄节改为黄色,刘贺时将黄旄改为赤色,汉宣帝时又恢复为黄色.西汉持节行事在政治生活中频繁发生,除了持节护卫皇帝、代表皇帝处理一般政务外,持节行事的主要目的和作用表现在处理重大政治事件、出使少数民族及周边诸国、主持重大礼仪活动、丧葬中持节视丧、从事巫术等神秘活动、巡行天下,安抚百姓等方面.汉代持节者多集中于三公、九卿,其他官员持节者较少,其中又以九卿中光禄勋数量最多,或许与皇帝关系密切有关.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秦汉时期的秘书

三、汉代秘书工作内容 (一)文书工作 决策和谋议 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和建立汉王朝之初,都比较重视谋臣的作用,制定大政方针注意采纳各种有益的意见。如听取郦食其计取陈留的建议,娄敬提出入都关中与“和亲”的意见等。 汉代对政事的谋议主要是大夫的责任,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武帝元狩五年初又置谏大夫,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大夫、议郎皆属光禄勋,大夫的级别比博士要高。主莽时增置中散大夫,与谏议大夫,议郎同级。“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百官志二》)。光禄大夫地位最高,仅略     

西汉昭帝朝以降的列将军考

在西汉昭帝朝以降的政治史中,列将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秩级上看,列将军是与御史大夫级别相当的官员,地位崇高。从权力上看,列将军可谓"允文允武"。一方面,他们通常手握屯兵,故能在皇帝诏令的支持下进一步统领卫尉和光禄勋等其他武官的军队;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一定的议政权,更可凭借领尚书事等加官成为中朝官,从而进入中朝,预闻政事。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列将军的权力对皇权有极强的依赖,因为军队、议政权和加官都不受制度保证,而是源自皇帝的赋予。也正由于列将军缺乏制度化的实权,故其任职条件不像同为高级官员的丞相、御史那般严格。在这一背景下,外戚、近臣往往能够通过出任列将军并取得军权和加官的方式快速掌握朝政,但若失去了皇权的支持,他们的权势将大打折扣。     

元朝的玉典赤与八刺哈赤

前言玉典赤(Egndeci)、八刺哈赤(Balagaci)均为元朝怯薛的职掌。虽然二者都是门卫,但玉典赤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负责守卫宫门,到了忽必烈汗时期负责守卫中书省省署出入口;八剌哈赤则是出现于窝阔台汗时期的法薛职掌,当时负责城门的警卫,在忽必烈汗时期是大都、上都城门的警卫。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东汉侍中探论

两汉是后世门下省发展的滥觞,作为门下省长官的侍中顺应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这一阶段经历了由丞相与天子间的联络官到内侍近臣最后到政务秘书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侍中机构也经历了由松散的顾问组织到有固定职掌的政务秘书机构的变化,而这种发展变化主要是在东汉得以实现的。     

洋务运动和晚清中央国家机关的演变

一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主要有内阁、军机处、六部、理藩院、翰林院等。其中,除军机处和理藩院,因当时军事和管理蒙、回、藏等族实际需要,而先后设置外,其余基本承袭明制。而重视对于社会发展并无实际意义的封建礼仪之“虚”,轻视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实际意义的工商之用之“实”的特点。内阁职掌的重要内容是:“厘宪典,议大礼”;军机处职掌的主要内容之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