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小说”：一种理解残雪的方式

阅读残雪的小说,需要寻找区别于传统阅读方式的可行性途径。残雪把自己的小说定位为“诗小说”,可以从她的创作历程及其小说的艺术特质中找到依据。在残雪的小说中,“诗”与“小说”的结合既表现在内容层面,也表现在风格层面,“诗小说”是残雪创作独特性的真实内核,也是其文学世界最生动的呈现。残雪的“诗小说”与其文学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她处理真实的方式是荒诞化和呈现现实的不确定性,与现代主义诗学的基本观念相契合。这也是其“诗小说”观念的内核。     

陈祚明诗论的“泛情化”倾向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对“情”所做的理论建构颇具特色,不仅包括情感,还包括了诸如命旨、神思、理、解、悟等与诗歌内容相关的因素,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无论是从情感的层面,还是从包罗了所有与诗歌内容相关要素的“情”的层面,他对“情”的论述都显示出一种“泛情化”倾向。这种“泛情化”中所包含的对六朝乃至梁陈文学的重视,反映了明清之际对文学抒情特质的重视,同时也是文学自觉深入人心的一个表现。     

哲理·意会·象征——谈申身诗歌创作的美学追求

目前,由于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急剧变革,人们对于我国近几年来诗歌创作的情况看法不一,有人认为现在的诗坛很不景气,诗歌没有人读,诗集卖不出去,诗人改行去写小说;有人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喜欢诗歌的人仍然很多,如果说有的诗人也写了小说,而有的小说作家也在写诗;还有的人说,现实主义诗歌和革命浪漫主义诗歌,以及“两结合”的诗歌已经     

诗中景物之转变——“诗分唐宋”原因探微

“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研究诗歌之嬗变无疑有助于探求文学的发展规律。本文试从诗歌中景物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唐宋诗的不同风貌及其原因,进而寻求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景物表现概观唐诗中景物的表现有其独特风貌。如众所知,伴随玄学发展中人们对情景、心物关系的重新思考,诗歌逐渐走上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的道路;“以实为虚,化情思为景物”成为诗歌创作的全新方法;“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情景的这种互根结构在唐诗中极为普遍。如王维《鸟鸣涧》:     

“轻灵”与“救世”——孙犁与赵树理小说中的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文学从其呈现出来的特点来看,可分为唯情式与实事式两种类型。唯情式乌托邦将审美作为最高功利性,力求通过“艺术化图景展现”方式,去改造人的精神进而改造现实世界;实事式乌托邦着眼于对社会形态与制度的关注,体现着理性建构秩序的“救世”情怀。反观上世纪40年代文学地图,孙犁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轻灵”审美旨归与赵树理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救世”理性追思可以算是这两种乌托邦类型最具代表性的呈现。     

论鲁迅小说的散文化倾向

《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场革命,它拉开了现代小说向传统小说挑战的帷幕。本文所要论述的散文化倾向,在《狂人日记》中就有了体现。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表现了“题材的片断性和主题的集中性的统一。《狂人日记》是以日记的形式出现的,按题材它应属于散文(当然,也有诗歌形式的日记,但更是“情文”),把它运用到小说中作为结构小说的一种手法,便于把日常     

赋、比、兴理论的成熟

一、诗人、文学理论家对赋、比、兴理论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文学理论家大多也象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诗人、文学理论家一样,他们不是象经学家一样利用赋、比、兴来探索、解说《诗经》的表现方法,而是借用这久受崇敬的概念来发挥各自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仍旧存在着对立的“言志”派和“缘情”派,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也同样存在着分歧。虽然这两派都能把表现技巧同思想内容结合起来,两派有一定的合流趋势。但比较起来,前者更重内容,后者更重艺术技巧,并且所重内容的性质也不同。“言志”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美刺寄托之“志”;而“缘情”派重视用比兴方法表现一己穷通之“情”。象白居易那样只把比兴作为美刺的代名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已很少见了。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诗情的回忆——《朝花夕拾》艺术琐谈

“诗言志”、“歌缘情”.诗情,是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艺术生命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诗情,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任何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0页)鲁迅也说过:“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2页)散文是一种富于抒情性的文体,它和诗歌一样,应该抒发“作者心灵的歌声.”应该抒情,也便于抒情,是散文在艺术上的长     

对“新疆当代文学研究”的看法

首先,“当代文学正在经历无情的死亡,幸存者很少,殉葬品很多“,有学者在文学评论中将当代文学简单地理解为“小说家文学”,或把新疆当代文学中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称为“诗歌文学”,90年代文学称为“散文文学”,新世纪10年文学称为“小说文学”,这样的分类看起来比较清晰明确,但是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缺少对于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在内的新疆当代文学的总体关注。     

论"朦胧诗"与北岛、多多等人的诗

“朦胧诗”是以《今天》诗人为代表,不同于“现实主义”倾向的一股当代诗歌思潮.它与“五四”提出的建立“人的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把诸多荒谬的、“倒挂”的经验带进了诗歌世界,因而具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通的美感面貌和艺术风格.不过,他们的诗又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主义既把客体世界看成是荒谬的,同时也认定主体世界的荒谬性不同,“朦胧诗”肯定主体的意义,企图以诗重演过去的创伤性经验和创造新的未来,重建人的尊严和诗歌的尊严.“朦胧诗”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既在开拓了新的诗歌言路,也在言说方式的多样性.     

对寻根文学的再认识

新时期文学经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出现了一股潮流——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是一个边缘很模糊的概念。寻根,寻文化之根,文化是一个内容深广的关联域,于是,寻根文学也包罗了众多的东西。其实,人们生活本身就是文化,没有一篇小说不在表现本民族的文化。所以,不应该把凡是表现了文化的小说划归寻根文学。寻     

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

１９４０年前后,沈从文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论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超人”意识。尤其是他的文论,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带有尼采、叔本华直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听到尼采、叔本华的有关“审美愉悦”的回响。在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上,沈从文又跟卢梭、康德有些接近,但西方哲人是站在哲学的角度对文学的“玄思”,沈从文是站在艺术家的立场对文学的哲理阐释。     

道法自然——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美学

当哲学把“人”的概念重新推到人们面前的时候,文学出现了它的繁荣的新时期。从对人的价值的被游离、被摧毁的痛苦的哀嚎,到对人的价值的被承认的呼唤,构成了它的主潮。作为这一“理念的”最自然最合适的“感性显现”,则是心理小说形式的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主要是心理小说的繁荣,按照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一事物在完美地表现其正的一面的时候,同时也已蕴含了反的一面。新时期文学在深刻地表现人的解放的同时,也陷进了一个不能自拔的巨大的深渊——作品充满了痛苦、悲愤、忧愁、哀怨、沉郁、烦闷、苦恼、寂寞、孤独等等,     

浅评王夫之诗歌情感特征论

“诗以道情 ,道性之情”是王夫之诗学的重要命题 ,他从表现内容与客观功用 (特是“或可以兴 ,或不可以兴”)明确作为文学的诗与非文学的经史著述、实用文章的区别。从诗歌创作诗人以情感为心理动因、以情感为主体表现内容 ,作品产生“兴观群怨”作用以诗歌所蕴含的情感为基础 ,阐明诗歌抒情本质特征。以“心宇”强调诗歌创作情感的纯化 ,诗人品格的提升 ,以“心旌”强调哲理入诗必须情感化     

说叶燮"理、事、情"之"情"

叶燮“理、事、情”说三者的客观性似已成为定说,但笔者认为其中“情”的虚位性正是破解三者非客观性的关键。本文从叶燮对“情”规定性的重新解释,以“情”的虚位以待性,“情”在诗歌中的实现性,“情”在阅读中的延展性,围绕诗歌意象的特点,情境再造中意象的释放,来说明“情”的通向性和在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指向,因之,客观“理、事、情”之“情”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主观之“情”的背离一说,也似应该重新考虑。     

传统与革新──简析现代派小说中的传统因素

在传统小说中,人物、情节、环境,向来被视为小说的三个基本要素。小说写作或理论家评论,莫不围绕这三点进行。人物是小说的主角。这来自文学是人学这一古老命题。作为文学的一种,小说当然首先要表现的是人,人物的命运,刻划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表现人类对自身成长的关注和追寻。离开了人物的小说,在传统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情节,则是人物在小说中的行动（这比我们仅把它理解为故事框架好）。这同样是个古老的命题。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提出的“悲剧六成分”中,把情节放在第一位。他说：“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     

叛逆者的彷徨和探索者的困惑——对郁达夫小说欲情描写的一种分析

本文从郁达夫小说的文本出发,全面考察其小说欲情表现的各个方面,认为郁达夫小说的欲情哲学,最重要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把人的情欲本能,放到人道主义甚至人本主义的高度加以肯定,但同时,郁达夫作为一个道德叛逆者,也承受了巨大的文化负累,他在激烈地反叛旧道德的同时,未能彻底超越集体无意识中伦理情感的价值取向,这集中体现在欲情描写的彷徨和困惑中。早有论者指出“五四”作家带着“历史中间物”的显著特征,郁达夫当不属例外。     

哲学和文学媒介:存在主义者的苦境

关于存在主义哲学家使用文学媒介,最通常遇到的解释是:他们的小说和戏剧有助于说明传统哲学解说的系统的和直率的散文中所孕育和提出的基本论题。其次,存在主义者希望把人表现为一个自由的个人,表现为至少潜在地是一个不可精减的不固定的中心。而作家本人的自由也包括在内。德·波娃指出,存在主义者所着重的是具体性;他们不大用抽象理论,而是用物质形象、感性属性、人的存在和人世存在的日常细节来表达见解。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小说、戏剧和短篇故事应该理解为他们的道德玄想的独特的表现,而不仅仅是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例释或庸俗化。对于存在主义哲学家来说,文学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表现方式,存在主义哲学如果没有它的想象文学,就不会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而且肯定也达不到它在法国所享有的广大欢迎和影响。     

论六朝诗歌的尚情倾向

分析指出,六朝时期,文学迅速发展,进入文学自觉阶段。认为文的自觉是人的自觉,诗歌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诗人情感的真实流露。"诗缘情"、"情者文之经"等文艺理论的提倡,对文人的创作颇具影响。特定的时代背景,文艺理论的影响,文人的自觉,使六朝诗歌呈现了尚情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