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砲”“炮”与“剑器”的考议

《宋书》《南史》《新唐书》《元史》都有对冷兵器"砲"的记载,早在三国时期在军事中就有运用。"炮"的出现是唐以后的事,从砲到炮,是炮的一部发展史。关于"剑器"的考议,观《宋史》乐志和《宋元戏曲考》,均认为"剑器"实为曲名而非舞蹈。     

《药地炮庄》成书考

《药地炮庄》现存四个本子,皆属同一底本。比对四者,可知此书始刻于康熙甲辰年(1664年),印行于康熙丙午年(1666年)、丁未年(1667年)之间。据《炮庄》诸序及相关文献,可证此书始著于方以智闭关南京高座寺时期(1653—1655年),续作于庐墓合山(1656—1658年),完稿于禅游江西时期(1659—1664年),前后持续十年之久,洵为方氏晚年思想之结晶。     

莫言小说儿童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的演变

莫言创作的儿童叙述视角前后出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1980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注重孩子的"听"和"看",展现外在于孩子的世界;1990年代的作品中,注重从孩子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出发,展现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21世纪以来的作品,以《四十一炮》为代表,作家让一个孩子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没有被政治、文化、经济所束缚之人对他进行阻拦和打扰。从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不说一句话,到2003年《四十一炮》中罗小通整篇的喋喋不休,经过了近20年的创作路程,莫言完成了其小说创作儿童叙述视角叙事方式的转型。     

红衣大炮讳夷辨

贵刊1984年第1期《红衣大炮闯关东》一文说:“……红夷炮,明人呼西人曰红毛夷,故名……清代入主中原,讳夷字,官书多改为衣”。“清代讳言夷字”的说法颇流行,老、新《辞源》都持此说。然仔细推究却难成立。后金天聪五年称红衣炮时,仅有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并不犯名、帝讳,入主中原后,在有清一代官私文书中毫不颐忌     

现代俄语中“组合复合名词”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数量明显增加 组合复合名词不是俄语词汇中的“新生户”,而是“老本家”。1586年俄国铸匠乔霍夫铸造的《炮王》和1733—35年间俄国工匠马托陵父子铸成的钟王,用的称呼都是组合复合名词,这两词在1880年出版的达里辞典里均可查到。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权、刑法论

十九世纪末期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清政府不仅要付出难以承担的巨额赔款,而且国家的生存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愤激之情不可抑制.有识之士更是痛定思痛.寻求答案.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时人以为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西洋的船炮,于是有李鸿章等人大力倡导西洋船炮的学习,以为只要有了西洋的船炮,便足以对付西方各国,自然更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如今中国有了西洋船炮,还没有与西方各国较量,仅与日本一接触便遭致惨败,原因何在呢?于是想到了日本在从事器物技艺西化的同时,也从事制度的西化;不仅学习西洋的     

张献忠牺牲的地点

明末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死于何处,史书各说不一:《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于四川;《明季北略》却说是被他的义子孙可望毒死的,也有说是在成都中炮或咽喉中箭而死;更多的史书则说是在抗清战争中牺牲的。到底张献忠死于何处,至今仍是一个疑案。现就个人查考所得,提出一点浅见供同志们参考。《绥寇纪略》作者吴伟业说,张献忠是在“金山铺,为西充、盐亭之交境”的抗清战斗中,中箭牺牲的。与《绥寇纪略》说法大体相同的还有《怀陵流寇始终录》、《寄     

红衣大炮闯关东

红衣炮,原名红夷炮,由荷兰输入我国。明人呼西人曰红毛夷,故名炮谓红夷炮。清代入主中原,讳夷字,官书多改为衣,名红衣炮。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人来互市,携来巨炮。炮的身长二丈有余,重者至三千斤。发之,可洞裂石城,声震数十里。明清萨尔浒之战(万历47),明方失利。朝议,成以购置西炮,讲求仿制为急务。天启六年二月,明制成巨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     

野间宏——他的早期生活和创作道路

(一)提到战后文学,差不多首先想到的就是野间宏的《阴暗的画》。野间宏是战后派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阴暗的画》既是该作家创作的出发点,又可以说是占据打响战后文学第一炮的重要位置。这部作品在发表当时,曾被认为难以理解,但关于该作品的重要性,以《近代文学》为首的一些人,很快就承认这是野间宏作为作家的光辉的出发点。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看本多秋五的《战后文学史故事》。     

方伯谦之冤狱

甲午海战,海军将士,战勇死烈,北洋海军战败,系由于政略战略错误,快船快炮太少。实人谋之不臧,非缘战阵之不力。而大臣诿过,方伯谦蒙冤,驯致海战胜败之因果不明,责任不清。特就伯谦之被诬代罪,详研经过,以剖白乡贤百年之沉冤。一、《冤海述闻》所见之诬陷情形(一)大东沟海战济远作战实况据《冤海述闻》所载“济远”作战情形,与中、日双方所纪实况均相符,《冤海述闻》所述摘录如次:     

鲲鹏形象意义新探

说起大鹏，没有人不喜欢的，提到大鹏就离不开庄子，离不开化作大鹏的巨鲲。其实，“鲲鹏”这一形象不是庄子首创的，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就说过更早时有一本名为《齐谐》的专门记载怪异的书，书中写到了大鹏；然而，鲲鹏形象得以被后人广泛采用，成为熟典，应该归功于庄子。那么庄子究竟塑造了一个怎样的鲲鹏？本文就鲲鹏形象的几层意义作浅显的分析，试图解开它深具魅力之谜。一、鲲鹏形象的美学意义《尔雅·释鱼》中说：“鲲，鱼子。”明末方以智在《药地炮庄》中也称：“鲲本小鱼之名。”可见鲲原本是很小的。但是到了庄子的手中却将其…     

老舍在山东大学及青岛期间的新材料

１９３４年９月至１９３７年８月,老舍在青岛居住了三年的时间。第一年,在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师,讲授《小说作法》、《文艺批评》、《高级作文》等课程。第二年,改任教授,讲授《欧洲文学概论》、《文艺思潮》、《欧洲通史》等课程。第三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其间,曾与友人在《青岛民报》上合办副刊《避暑录话》,并在校内外作过《诗与散文》、《中国民族的力量》、《文艺中的典型人物》等讲演。同时,还参加了发起青岛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等活动。     

论《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结构及其在鲁迅创作中的意义

1932年,鲁迅编选了《自选集》。在《自选集》序言中,鲁迅回顾自己的所有创作,自认为只有5种:即《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这一回顾确实包括了他的主要创作成就。5种著作中,《呐喊》(1923年、1930年)、《彷徨》(1920年)、《野草)(1927年)、《朝花夕拾》(1928年)完成于鲁迅居住北京以及厦门、广州时期,其时尚属中年;《故事新编》(1936年)完成于鲁迅居住上海时期,其时已属晚年了。5种著作的前4种各两两相对,后一种收束之,似有总结一生所学之象。理解鲁迅晚年的整体文化思想,《故事新编》有重要的意义。在鲁迅编选《自选集》的1932年当时,《故事新编》实际仅完成3篇,即《补天》(原名《不周山》)、《奔     

关于“艺术创作”的若干问题讨论综述

周谷城在《新建设》1962年第12期上,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对艺术创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今年三月以来,《文艺报》、《新建设》、《文史哲》,《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陆貴山的《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茹行的《对《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的几点意见》、《从哲学观点评周谷城先生的艺术观》、王子野的《评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朱光潜的《表现主义与反映论两种艺术观的基本分歧》、姚文元的《略论时代精神问题》、胡锡涛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质疑及其它》等文章。这些文章根据《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并联系周谷城近几年来发表的《美的存在与进化》(载1957年5月8日《光明日报》)《史学与美学》(载1961年3月16日《光明日报》)《礼乐新解》(载1962年2月9日《文汇报》)等文的观点加以评论,表示不同意周谷城的观点。对于这些评论,周谷城先后在《评《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载《新建设》1968年6月号)、《评王子野的艺术论评》(载《文艺报》1963年第7、8期)、《评茹行先生的艺术论评》(载《新建设》1963年第9期)、《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载196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等文中作了答辩,反复重述他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的意见。现将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论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步入文坛,是在1936年。这一年,上海的文学期刊《作家》、《中流》、《文学》、《光明》、《海燕》和《文学界》等,比较集中地刊载了两萧、端木、舒群、罗烽和白朗的作品。萧军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以及散文集《绿叶的故事》,萧红出版了散文集《桥》,舒群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     

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

晚清时期发生的持续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史家大都认为它只是造船造炮之类器物层面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是不是仅为器物层面的革新？有没有内在的合理因素支撑着洋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洋务运动在深层的精神层面的历史价值何在？剖析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是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近年来发掘出《李鸿章全集》佚文——李鸿章为《格物入门七种》等五种中译西书所作的序言,这些序言揭示了李鸿章确实研读过西学书籍,并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致力于引进西学,是洋务运动第一次使科学和技术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因素,这种因素正是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换所必备的。     

评周锦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

台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锦,对中国现代文学喜爱和执著的热情毅力,确实令人钦佩。他在继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朱自清作品评述》、《朱自清研究》、《〈围城〉研究》、《论〈呼兰河传〉》等论著后,又完成了一部工程浩大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继而又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乡土语汇大辞典》,还计划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术语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笔名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于1986年9月由台湾智燕出版社印行,而由美国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葛浩文作序并协助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名大辞典》收集了自1919年至1949年全国的、1950年至1985年台湾的文学作品共7895册。其     

试析《塘沽协定》的签订

<正> 《塘沽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是华北军事当局)在热河失陷、长城抗战失败、日军威逼平津的情况下,在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一项丧权辱国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举国震动。中国共产党及爱国人士谴责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是投降卖国,国民党政府则强调这是“军事停战协定”,是“为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以苏息”。那么,《塘沽协定》的签订究竟起于何因?是何性质?当时及现在均无人作过探讨,本文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一) 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塘沽协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抗战失败主义是军事方面的原因。“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说过: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对部队训话时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     

中青年学者录

严家明1951年生,197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1980年考取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业实习研究员,现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民政研究}杂志副主编。自1979年初至1984年,主要从事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参加了“武钢调查”和“武汉中知调查”的问卷和委托计算方案设计,发表了《社会调查与社会研究法》、《从“炼钢调查”看社会主义社会学研究法》、《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方法仍然是现代社会调查的主要方法》、《社会主义社会学研究法刍议》、《论解放思想与调查研究的辩证关系》、《十年来我国社会学方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论文。出版专著《现代社会调查方法》。1984年以后侧重于社会管理的研究。发表了《社会学要研究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与社会学研究对象》、《关于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社会管理研究三题》等论文,组织和协助主编了《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乡镇管理》     

卫三畏对《聊斋志异》的译介

卫三畏是最早将《聊斋志异》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分别于1842年、1848年和1849年在《拾级大成》、《中国总论》和《中国丛报》上译介了近20篇《聊斋志异》故事。由于《拾级大成》、《中国总论》和《中国丛报》在英语世界影响巨大,他的译介对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