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晚唐科举史上的大事.牛李党争与科举紧密相连,对于唐代科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着重论证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乃是势族与庶族之间的自觉斗争,是二百多年科举制内在矛盾公开化的激烈表现.     

清代惩治朋党律例探析

《大清律例》中制定奸党、交结近侍官员及上言大臣德政律例,其立法动机是为了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朋党乱政行为有所约制,彰显出清代君主加强专制与集权、防止威柄下移的用心。从司法效果上看,朋党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官僚队伍的正常秩序,减少朋党争斗的内耗和损失,但是,也经常成为官吏之间相互攻击、派系之间党同伐异的借口和工具。     

东林、复社“朋党”观念论说

明末党争激烈,东林、复社深陷其中,时人目之以朋党.东林党人在欧阳修等前人朋党论的基础上展开议论,阐述了朋党存在的合理性,并从道德层面辨析了君子、小人结党的不同基础与本质差异.而“小东林”复社诸生则在较前辈东林党人更深刻和细致地探讨了朋党问题,并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其中侯方域将造成党争的原因归结为君主政治,并将兴国的希望寄托在在野生员身上;夏允彝则对东林、复社的党派之争和门户意识提出批评,认为东林、复社与阉党一样都该对明王朝的灭亡承担责任,并提出调停之议;黄宗羲则坚持君子、小人泾渭分明,不具备调停的可能性.     

王船山的“朋党论”述评

船山在史论中对朋党这一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政治现象有系统的关注,对于朋党的起源和形成机制、朋党与科举制度、外戚、宦官、君主的关系等皆有考察,强调“君子”对于朋党之争所负有的责任,深刻地揭示了朋党之争对皇朝的危害。纵观中国古代的“朋党论”,船山所论的系统性和特色是比较突出的。     

魏禧

江西在我国历史上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生活在十七世纪中叶,被誉为清初三大散文家之一的魏禧,便是其中的一个。现将他的生平略述如下: 一 魏禧,字叔子,江西宁都人,生于公元一六二五年(明天启五年)。他十一岁进了县学读书。凭着他的勤奋,加上他的资质(《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说他“儿时嗜古,论史斩斩见识议”)本可在宦途上不断前进。但不幸的是,青年时代的他遇到了时局的激变。他二十岁时(一六四四年),明朝灭亡,清贵族入关,统治整个中国,他毅然决然放弃了仕途,避父母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处在牛李党争之中的杜牧:自边缘层突入紧密层

本文以大中朝为界限,将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杜牧尚处在党争的边缘层,后期,突入到党争的紧密层,成为一个积极攻击李德裕、美化牛党党魁的牛党成员。其一生的轨迹,即是从党争的边缘层向紧密层摆动。本文不但考察了杜牧自会昌朝至大中朝的心路历程,而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精神蜕变的原因。     

派性考略

派性是由宗派产生的。毛泽东同志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本文目的。在于论证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几次朋党斗争,他们的派性之异同。这里仅就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和明末的东林与非东林四次最大的党争加以考察。     

江淮名臣乔莱生平述略:康熙朝政局变幻的一个个案考察

康熙一朝,在清代历史上素以政治清明、国力强盛著称,乃为时百余年、史家所艳称的"康乾盛世"之发端。然而透过这些历史的表象,我们则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康熙朝:门户林立,党争炽烈,朝局风云变幻。解析康熙年间江苏籍廷臣乔莱仕宦的生平个案,可以凭此对康熙朝政局作一具体考察。     

《读通鉴论》二题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说历代兴亡之事,意在对明朝历史作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借古讽今,表现了他在明朝灭亡后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操守;因家国亡于异族入侵,借《资治通鉴》以诉亡国之恨,在王夫之前有胡三省注《通鉴》,后有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学者皆会从历史中寻找精神寄托,鼓舞信念。     

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

曾布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一生荣辱与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元代史官将曾布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后人对此存在争议.如果脱离党争的成见,用专制社会普通官僚的标准对曾布进行评价,则曾布有才干,德行亦不至于如<宋史>所言的那样不堪,虽有弄权行为,但还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象他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千万.在此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     

朋党考

在中国历史上,“朋党”的出现早于“政党”。从史料记载看,中国专制社会的朋党,自三代到秦汉,在成员构成和内在特质方面有一个转变过程。伴随这个演化的是“朋党”日益成为君主专制诅咒、憎恶的对象。     

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

本文主要依据<明实录>记载,着重探讨中亚帖木儿朝的来华使臣的身份、性质及明朝给予的待遇.除内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人外,帖木儿朝来华使团的次数在78次以上,分为进贡和贸易两类使臣,他们到明朝的次数大大超过明朝到帖木儿朝的次数.其社会地位高,不少人曾多次来华.尽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和优裕的待遇,但仍有使臣回国时挟带汉人的违法行为.     

对《“四人帮”与青红帮》一文的意见

《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唐振常同志的《“四人帮”与青红帮》一文从几个方面有力地论证了:“‘四人帮’与青红帮有着血缘纽带的关系”,读后很受启发。但文章援古喻今的某些史料,却用得不甚准确,下断也有值得商酌之处,其将晚唐杰出的政治家李德裕以附“四人帮”就是不很妥当的一例。 文章说:“唐朝牛李党争中李党之魁李德裕,是个搞朋党的老手,而自称不树党。他对文宗说:‘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李德裕无意间一语道破了封建社会朋党的实质。谈古证今,结论是‘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搞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     

政治漩涡中的诗人——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思想性格

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诗文作品都与牛李党争具有重要联系：他之所以能成为党争中的人物,与其双重性格有关。但是党争又加重了他的双重性格。李商隐的正直高尚表现在他的感恩心态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上,然而他又是软弱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鄙俗的一面。     

李梦阳与明代江西的文化教育

李梦阳是明朝有名的诗人,他和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号称弘(治)正(德)四杰。这四人加上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人称七才子。也就是文学史上所称的明朝前七子。李梦阳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他还是一个不畏强暴,敢于和豪门显宦作斗争的官吏,他的政绩斐然可观。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论宋徽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徽宗朝依然笼罩于新旧党争阴影之中,徽宗又自认天智过人,喜欢改作。政局的变幻和徽宗的性格,都给北宋末年的科举制度打下独特的烙印。徽宗朝首先是完善、落实、推广三舍法,且欲以其取代三年一届之进士试。三舍法遵循所谓的乡举里选原则,弊端丛生,最终被徽宗自己废除。徽宗朝企图将乡举里选原则更推进一层,推出“八行科”,欲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道德品行为荐举士人标准。士人为求八行荐举,或弄虚作假,或故为怪诞,乱象已萌。此外,徽宗朝党争全面介入科举考试,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禁止诗赋、史学,置道学,种种花样翻新,乃至别出心裁之荒诞,皆表现了徽宗好大喜功之习性。     

试析白居易与牛李党争两党主要成员的关系

研究诗人及其作品,必须了解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社会关系,白居易作为身处牛李党争时期的诗人也必然受到党争的困扰,要全面、深刻地了解白居易及其作品,就不能忽视对其在牛李党争中的处境的研究,本文从相关的原始材料入手,对白居易与牛李两党主要人物的交往情况进行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