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和他的《岳鄂王墓》

中国的元代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元朝统治者在种族上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政治上又将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地位比娼妓还低,仅高于乞丐。经济上,元统治者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官吏们贪脏枉法,冤狱遍于国中。在这种民族压迫严重、种族歧视疯狂的时代,汉族知识分子多无出路。于是一部分人不与元统治者合作,自谋生路。极少部分人则应统治者之召,仕途青云。元代的赵孟頫就是属于后一部分人。赵孟頫,生于1254年,卒于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     

知识分子的地位与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正在科教兴国及其他各条战线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教育战线说成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像“紧箍咒”似的紧紧束缚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并造成人才上的一代     

端正路线 继续革命

“四人帮”炮制的极端反动的“两个估计”,一曰,十七年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二曰,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一口否定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教育战线十七年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两种所谓的估计,曾风行一时,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教育事业,压制和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使教育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今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彻底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是大快人心,大振人心。     

肝胆相照 动人肺腑——读毛主席的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万恶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全盘否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胡说“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对立是天然的”,狂叫“有理由专他的政”,这种蓄意颠倒敌我的险恶行径,极大地摧残了我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给我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简论马致远的《东篱乐府》

马致远是元代有名的曲家,有曲状元之盛名,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四人以杂剧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他的散曲,弁冕元代,独具风神,涵曲子论曲谓他的词如“朝阳鸣凤”“曲雅清丽”,有“振鬣长鸣,万马齐喑之意”.其散曲为元散曲作家中最丰富者之一.今存小令一百十五首,散套十六篇,残套数篇,近人辑之为《东篱乐府》.马致远生活的元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最复杂、最尖锐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人民和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时代.元代统治者一方面实施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把汉人打入社会最底层.另一方面,又推行毁灭文化、打击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儒生贬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迫使汉族知识分子“沉抑下僚,志不获展”.马致远身处黑暗的时代,一生“仕途偃蹇,大猷未展”,终只能退隐山林,以诗酒自娱,以艺术来表现自己的人格及对人生的探索.“诗穷而后工”,坎坷的生活成就了马致远的艺术成就.然而沉溺在     

历史、教育、外语等系教学科研活动简讯

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第一次协作会议自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七八年一月六日在杭州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大、安徽师大、福建师大、山西大学、广西师院，开封师院、南充师院、杭州大学等十所高等院校历史系和浙江师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代表共三十六人。这次会议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清算“四人帮”影射史学对中国古代史的流毒和影响；推选和商定领导会议、编写教材的有关组织；拟订了教材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体例和大纲；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儒…     

认真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彻底批判“两个估计”

在一九七一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万恶的“四人帮”及其亲信背着毛主席,背着党中央,费尽心机,耍尽权术,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他们拚凑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强加于教育战线和教育工作者,疯狂攻击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根本否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上的主导地位,诬蔑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否定广大教师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做的巨大贡献,把解放以来的教育战线说得一无是处,漆黑一团,几乎和解放前一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简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当时广大教师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现在,在深揭狠批“四人帮”,大打第三战役的时候,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揭穿了     

“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考察

在“四人帮”掀起的“儒法斗争”的叫喊声甚嚣尘上之时,梁效、罗思鼎们曾抓住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一事,兴风作浪。他们煞有介事地胡说:“民”与“黔首”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民’是伴随着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即人类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后出现的阶级概念,是对奴隶的称呼。”“‘黔首’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的产物,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出现的名称。”他们又绘声绘色地说:“公元前     

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动员令——批判王洪文在中央工农学习班上的讲话

一九七四年一月,我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四届人大正在筹备。批林批孔即将兴起的时候,“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治流氓王洪文,根据他们“四人帮”的反革命旨意,在中央第二期工农学习班上大放其毒。他恶毒诬蔑“十大”后的革命大好形势,攻击党的领导和革命老干部,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扭转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各级党委,指向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     

捏造的谎言被事实撞得粉碎

万恶的“四人帮”为了阴谋达到他们“改朝换代”的反革命政治目的,长期以来,利用他们假左派的伪装和窃取的权力,打着红旗反红旗。“四人帮”假借“教育要革命”旗号,肆意抛出“两个估计”,篡改了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践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们用“大帽子”压人,“大棍子”打人,恣意把广大知识分子作为打击的对象。这是他们     

魏晋玄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关于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历有争论。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种分法:一为“二分法”,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分法:一种分为“儒玄”和“佛玄”,一种分为“魏玄”和“晋玄”。前者着眼于义理,后者着眼于朝代。一为“三分法”,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以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贵无论”,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以向秀、郭向为代表的“独化论”。一为“四分法”,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何晏、王弼为第一阶段,阮籍、嵇康为第二阶段,向秀、郭象为第三阶段,张湛为第四阶段;一种认为,何晏…     

说《杂卦传》

历来说《易》的儒生都不重视《杂卦传》。《汉书·艺文志》叙《易》:“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孔颖达在《说卦》标题下注:“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文言》第九,《说卦》第十”,都不提到《杂卦》;即使一一计算“十翼”,如孔颖达周《易正义》序《第六,论夫子‘十翼’》:“一家数‘十翼’:……《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故今亦依之”,也把《杂卦传》附在“十翼”之末,占一个卑微的地位。 《杂卦传》是“十翼”中最短的一篇。它的形式在“十翼”中有这些特点:第一,它是一个口诀式的短篇;通篇用韵,而且换韵频数(共十九个韵),而音节和谐。第二,     

砍断精神锁链 焕发革命青春

教育战线,是我们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四人帮”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教育战线到底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这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的根本焦点之一。“四人帮”为了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于一九七一年,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处心积虑地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竟胡说什么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革命的“蛀虫”和“挖社     

要真心实意地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一部分

当前,如何继续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好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四化中的骨干作用,仍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一个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推翻了“两个估计”,邓小平付主席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又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的得到了贯彻落实。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是很高兴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多年来推行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流毒匪浅,加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还没有完     

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学生运动的比较和思考

“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次学生运动中,可以看出现代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不断追求进步的历史轨迹。周恩来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的大会上说,“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即一二·一运动——引者)继承起来。”三次学生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但     

论《马氏文通》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纪念《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

《马氏文通》是清人马建忠所著的中国第一部比较科学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开创了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新纪元。其书共十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界说,是对各种语法术语所下的定义,总共有二十三个界说;第二部分为实字,即今日所谓的实词。在这一部分,马氏将实字分为五类：第一是名字（即名词）,第二是代字（即代词）,第三是动字（即动词）,第四是静字（I！11形容同）,第五是状字（即副iftJ）;第三部分是虚字,即今天所谓的虚词。在这一部分,马氏将虚词分为四类：第一是介字叩11介词）,第二是连字（即连同）,第三是助字（即语气词…     

评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路线斗争理论的铁证

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是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四人帮”的一大发明。他们曾经挥舞着这根魔杖,把古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搞得混乱不堪,把马克思主义路线斗争理论篡改得面目全非,把广大革命人民的思想搞乱。罪恶累累,为害极大。“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炮制者“四人帮”一伙,曾大言不惭地宣称过,他们这个观点     

澄清“四人帮”批判“学而优则仕”造成的混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次又一次地刮起大批“学而优则仕”的妖风，说什么大学培养干部、专门人才、知识分子，“就是把大学当作获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当作爬上精神贵族楼阁的阶梯”。“四人帮”的谬论给教育界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温乱，给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大学教育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究竟什么是“学而优则断？大学培养干部、专门人才、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是“学而优则仕”？“四人帮”为什么要如此大批“学而优则仕”？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明确大学的培养目标，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使大学教育更…     

蒙古帝国的斡耳朵

所谓斡耳朵是指“汗与可敦居住的帐幕”,或设在其中的“宫廷”。成吉思汗以来,即从蒙古帝国时代到元朝,汗的斡耳朵原则上是由四位主要可敦统领的旧个斡耳朵组成的。例如成吉思汗时有称为“太祖四大斡耳朵”、“成吉思汗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元史》巷29泰定本纪)、“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中译本第321页)的四个斡耳朵(见表1).     

“赵高亡秦論”是对历史的篡改

一九七四年夏季以后,正当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四届人大正在积极筹备之时,“四人帮”突然对所谓“儒法斗争”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亲自出马,大肆鼓吹什么“儒法斗争二千多年”,并特别提出了秦汉之际的所谓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问题。于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纷纷蠢动起来,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争失恐后地拋出一篇又一篇黑文,仰承江青的鼻息,以研究秦王朝为什么“二世而亡”为幌子,肆意篡改历史,炮制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