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外国语

一鲁迅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世所共知。他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鲁迅1902年四月到日本留学前没有学过日语。到日本后,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学习日语,1904年九月转入仙台医学专门     

关于弘文学院的一点材料

有关鲁迅早期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一段历史,一直是一个人们了解得很少的薄弱环节.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材料找不到了,鲁迅当年的弘文同学,今已殆无存者,因而研究起来困难很大.近年来,经过国内研究者,特别是日本有关人士的工作,发掘出了一些新的材料,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吉林师大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上锡金同志的《关于弘文学院二三事》,集中了这方面的一些新成果,加以分析考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是很难得的好文章. 锡金同志在文中谦虚地说:“我只是把所掌握到的一些材料加以归纳和整理,——其中有相互龃龉之处,也让他们暂时并存,作为疑问,以求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正确解决.”文中提到的一个“相互龃龉”的问题,就是弘文学院成立的年份.锡金同志在小学馆的《日本百科大事典》中,查到一些材     

尊重自我的重量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记载：陈寅恪跟鲁迅是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两人很早就认识，后来也有交往，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这样的记载。鲁迅后来在文坛上的声望如日中天，陈寅恪却很少向人道及他们当年的交往。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魯迅论屈原

鲁迅在他的早期、前期和后期,对屈原都有所论述,而且越到后期论述越精辟。本文将循着上述三个时期的线索,介绍鲁迅对屈原的评价,这对我们研究古代作家是有启示的。 (一) 屈原是鲁迅早期所喜欢的中外著名作家之一。据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回忆:一九○二至一九○四年,鲁迅留学日本,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曾购买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而在这些外国作品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鲁迅后来赴仙台学医,临行时把这本书     

漫谈孙犁在延安的文学创作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共总学委向解放区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学习《讲话》的重要《通知》。一九四四年春,正当《讲话》精神在延安文艺界深入贯彻执行时,作家孙犁奉命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学习。孙犁在延安生活了整整     

烽火丹青 光华永驻——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

中国近代木刻艺术的发展,得益于鲁迅先生引进和推介西方的版画艺术。上世纪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木刻版画创作风靡全国。1938年到延安后负责编辑《前线画报》,后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部主任的     

鲁迅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这次革命曾在鲁迅先生的心中升起希望的曙光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一革命运动中去。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已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于1908年加入光复会,积极参加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鲁迅先生“志在光复,时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他认为‘改良’必败,誓做‘革命党之骁将’,这志向从不动摇”(沈瓞民《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片断》)。鲁迅先生回国后,在淅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经常激烈的痛斥清政府怎样腐败,怎样残杀革命者,宣传孙中山、徐锡麟、秋瑾等英雄人物的事迹。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后,人心振奋,由当时较有影响的越社发动,召开了一个大会,推举鲁迅先     

学习鲁迅的战斗文风

华主席号召我们:“要把被‘四人帮’糟踏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恢复起来。”今天,我们在清除“四人帮”帮八股的流毒,切实整顿文风的过程中,学习鲁迅关于文风的论述和他的战斗文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毛主席在专论文风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以及其他一些论著中,多次提到鲁迅,号召我们学习鲁迅。做革命人,写革命文,鲁迅为我     

对《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的补正

今年第一期《山东师院学报》发表的熊融同志写的《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一文,其中对李菁同志为《光明日报》写的《关于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一文所作的补正,很有参考价值.但有些尚需商榷的地方,现提出一点补正,供参考.我在去年读到6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夕刊》关于在日本发现鲁迅珍贵文物的消息之后,就着手研究鲁迅与山上正义(笔名林守仁)的关系.我先仔细看了林守仁译的《阿Q正     

给自己一个台阶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反映了鲁迅先生“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高贵品质,表现了他对学习要求认真严格,对劳动人民无限热爱,对旧社会无比痛恨的思想感情。     

孤独的抗争——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中的斗争精神探析

鲁迅创作于1924—1926年的散文诗集《野草》一向被认为是鲁迅心理的真实写照,因而引起了研究者的诸多关注。《野草》中的散文诗《这样的战士》,以其明确的斗争意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样的战士》一文反映了鲁迅的孤独、无望和＂痛打落水狗＂的决绝,表现出鲁迅顽强的斗争精神。     

沈从文文论及书信中的鲁迅

鲁迅和沈从文的关系是学界时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前沈从文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在《鲁迅的战斗》、《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学鲁迅》等多篇文论中都有论述,认为鲁迅作品中具有他认为构成经典文本重要内容的"人生可悯"的情感因素;盛赞鲁迅"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对鲁迅为文为人的高度评价体现出对鲁迅的逐步接受。建国后改业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在他的大量书信中多次提到鲁迅。富有意味的是,他人生的后40年在书信中提及鲁迅时多隐含讽刺,鲜有溢美之词,而是体现出一种疏离:表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矛盾。     

一川风月要人看

正鲁迅先生有本杂文集子,名为《准风月谈》。民国22年,国民政府舆论管制,《申报·自由谈》刊出告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这"风月"用作"风花雪月"或"清风明月"的省称,像是"文学"的代名词,遂"多谈风月"便成文学家之事。我是学文学的。2003年夏,我自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下建阳市北上,一头扎进京城北二环与三环交界的太平湖畔铁狮子坟,开始了在"弘文励教、熔古铸今"的文学院训之下的大学生活。那时候,"学文学=谈风月"是我的"常识",直到遇见导师王一川教授。     

《流氓的变迁》的针对性是反“左”吗?

《语文战线》一九七五年第六期上,发表了薛绥之同志《〈流氓的变迁〉的针对性》一文,其论点和研究方法,有些值得商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中,特别提到了鲁迅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的一段话,肯定并赞扬了鲁迅.为此,《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分别专门发表了鲁迅在该文中关于《水浒》的一段论述,还在社论或评论中赞扬鲁迅评《水浒》评得好,完全     

谈王瑶的鲁迅研究

王瑶(1914—1989)是著述宏富的新文学史家。他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很大精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他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成为鲁迅研究这一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王瑶即出版了《鲁迅与中国文学》一书。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曾予重印,并加入了作者在三十年代写的《悼鲁迅先生》、《盖棺论定》两文,作为附录。《鲁迅与中国文学》全书共收录了5篇文章,其中以《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以下简称《影响》)、《鲁迅和中国新文学的成长》(以下     

《鲁迅与辛岛骁》的一点补充

《吉林师大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刊载的熊融同志《鲁迅与辛岛骁》一文,钩稽、阐述了鲁迅与辛岛骁(兼及盐谷温)的文字交往,为批驳陈源之流当     

北伐战争胜利声中魯迅思想的新进展

鲁迅在《三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鲁迅从厦门到了广州之后,他在剧烈的斗争中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决非偶然,应该说,从五四到五卅在北京,特别是北伐战争胜利声中在厦门,鲁迅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更为显著,他的思想确实“有些改变”。鲁迅长期以来为追求无产阶级的革命未来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早在《狂人日记》一文就号召人民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     

大右派的自供状——评姚文元的一篇黑文

反动文痞姚文元,深通“捣鬼精义”,擅长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文章。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打着“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旗号,抛出一篇《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以下简称《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黑文。姚文元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借纪念鲁迅之机,以学习鲁迅之名,大反特反“教条主义的新八股”呢?只要翻翻历史老账,查查发表此文的背景,不难看出他的“醉翁     

再谈鲁迅著作的版本特点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曾刊载拙作《简论鲁迅著作的版本特点》一文,该文比较集中分析了鲁迅在世时著作出版的情况。本文接续前篇,着重分析鲁迅逝世后著作出版之特点,目的仍着眼于从出版史的角度,说明鲁迅著作出版之演变,探讨不同历史阶段鲁迅出版物之风格,进而认识鲁迅著作的版本特点,作     

也谈鲁迅中大辞职问题

关于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的原因,流行说法是: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之际,中山大学许多学生被捕,鲁迅当天参加中大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几乎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传》都如此叙述。这种说法是否全面、准确?陈漱渝同志的《鲁迅为什么辞去在中山大学的职务?》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