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时期的藏传佛教及其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藏传佛教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与繁荣三个阶段。本文从活佛体系、僧侣队伍、信教群体、寺院组织形式、寺院经济、寺院教育等方面入手 ,对新时期藏传佛教的状况与特点进行了剖析。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中国佛教寺院藏书的构成及其成因

一般人认为中国佛教寺院藏书都是佛教经典,本人通过考察认为并非如此,寺院除藏各种佛经外,还藏有许多佛经以外的各类书籍,本文对佛教寺院所藏佛经及其他各种书籍进行了系统考辩分类,并对佛经以外各类图书的收藏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初探

钩沉历史文献及石刻文字发现,契丹辽地寺院有程度不同的“官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在寺院建设上的“官化”因素,诸如存在由契丹皇帝皇后所建、有某种“官化”成分之寺院;或是存在由契丹皇帝赐额并敕修的“官化”特色明显之寺院。二是寺院功能中融入某种特殊的“官化”成分,譬如,因行香饭僧,寺院成为国喜国忌佛教法事活动之场所;因镌石刻经,寺院成为官藏佛教石经制作瘗埋之场所;因僧官挂锡,寺院成为地方佛教管理机构之所在;以及因“奉安”御容、勒石纪功、皇帝驻跸、官客食宿、外使观游、赈灾施钱、囚禁罪臣,等等,佛教寺院成为诸种涉“官事”活动之场所。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的出现,是契丹皇帝信佛、崇佛甚至佞佛的一种结果。但契丹辽地寺院的“官化”只涉及部分寺院,所以,寺院的“官化”现象并没有对整体的寺院宗教功能造成太大影响,多数寺院的宗教自主性和发展的独立性依然存在。     

明季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原因探赜

明季贵州佛教鼎盛,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其之众多、之宏盛、之布广,元明以来,未之有也。考其原因,主要有三：一、南明君臣承明朝遗规,对滇黔之地的佛教寺院更是注意保护和修建。二、佛门僧徒以超尘出世的宗教精神,刻苦习劳冒险的习惯,广事拓殖,建寺造庵。三、明朝遗民逃禅辟建,黔中明朝遗民为全其志节,多逃禅出家,其中很多人把精力倾注于佛教兴盛的事业上,他们或创佛寺,或建梵林,或兴名山,遂使黔中寺院更增其盛。     

北京佛教文化特质与价值

在北京历史文化的长卷中,佛教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北京城市文明的标志,不仅体现在那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京城民居四合院,而且也体现在宗教仪典场所——寺庙观堂.举凡佛法所到之处,僧人皆以建寺造庙为急务.北京佛教寺院是佛教现实化、物质化的载体,间接地反映了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北京佛教文化发展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北京皇宫御苑内的佛教文化和北京佛教寺院是文物珍品的宝库,北京佛教文化是千年古都北京的重要标志.     

对佛教起源的再思考--佛教：从中国传到印度经中亚、中国汉代西域再回到中国（内地）

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还发现有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镶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数之多。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试析果洛藏族的宗教问题

试析果洛藏族的宗教问题李丽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自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以后，宗教信仰影响到了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藏族牧区基本上都是全民信教的区域，寺院林立，僧侣众多，藏传佛教在藏族群众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被一些虔诚的...     

试论佛教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伦理的影响——兼论其中国化发展

佛教产生于印度,其经济思想不同于传统中国以社会人生为主要出发点,而是把修行作为一切经济行为的大前提。这使得佛教对待财富、商业、金融等方面的看法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有所差别,能够对中国经济伦理形成重要补充。原始佛教的经济观以正命为其基本准则,认为财富的求取与使用只要正当不贪著,就值得肯定。这种思想随着佛教的传布逐渐影响到中国人的观念,拓展了中国经济活动的道德边界。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院组织首先与东晋南北朝的世族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庄园式的寺院经济,其分外活跃的商品经济、手工业、金融、慈善等事业对中国经济伦理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至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改革后,佛教寺院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农禅结合式的丛林制度,完全融入中国经济系统,其中展现的宗教精神也成为中国经济伦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类分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对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茶俗研究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是藏族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茶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寺院僧侣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茶,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规模庞大、气势恢弘的寺院茶会。因此,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僧侣的茶俗,可以充分挖掘蕴涵其中的深层文化意义。     

试论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温庭筠是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与佛教的渊源颇深：在游宦之旅中遍访名山古刹、寄住山门、与僧人交游唱和。佛境禅理的熏陶使得温庭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仕途蹭蹬的痛苦,也使其诗歌创作具有清丽俊逸的面貌。本文讨论了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宁波故城佛寺对外文化交流史实考

我国东南濒海港市宁波,在历史上长期都是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枢纽。宁波故城城内开元、延庆、天宁等佛寺,由于拥有濒临三江口港区的地利之便,在我国佛教界对外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宁波故城佛寺的对外佛教交流,始于晚唐,盛于两宋,延续至明代。与海外佛教界渊源关系较深的故城诸寺,大多集中于城内东南厢,这些寺院虽然建制规模有限,但却成为许多异域僧侣抵华之后踏上巡礼求法之旅的重要起点。     

唐代释僧小说的文化观照

唐代释僧小说,指关涉寺院、僧人、佛典等的小说。此类小说数量很大,一般以寺院为故事发生的场所,由僧侣作为故事的见证人或主人公。释僧小说具有明显的“教世度人”意向,着力宣扬佛法无边、持修获果、破戒遭报等思想观念。释僧小说既记录了佛教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现实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影响,也反映了儒释道相互斗争融合情状,以及文学艺术与佛教的密切关系。释僧小说在唐代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其价值意义值得关注与探究。     

唐宋五台山寺院财产的积聚与流散

唐宋时期,五台山地位显赫,寺院通过多种方式积聚了大量财产,这些财产在分配、消费过程中,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流散的迹象,这对寺院经济以及佛教的正统化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与世俗生活的密切联系.唐后期以来,随着王权的有意抑制以及战乱的影响,五台山寺院财产几乎散失殆尽,寺院的正统化发展失去经济支撑,佛教的世俗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演化规律.     

李颀诗歌的佛教意趣

李颀拜谒名僧,栖息寺庙,熟悉《楞伽经》、《法华经》。其诗作包含佛教思想因素,追求空寂清净、忘却名利色相的境界。诗人在咏叹佛门物象的诗歌中,化用《法华经》物象譬喻的方法阐述己见,把佛门物象作为捕捉诗兴的契机。     

西藏寺庙建筑平面形制的发展演变

寺庙建筑在西藏地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通过一系列的实例,以平面形制为出发点,探讨了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发展历程。萌芽期主要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由大唐和尼泊尔同时传入藏地,寺庙建筑作为外来建筑形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受到了来自汉地、印度和尼泊尔等佛教文化发达地区建筑文化的影响,此时的寺庙建筑平面形式以对印度寺庙的模仿为主;发展期主要是后弘期开始的前四五百年时间,随着佛教文化与藏地文化的融合,藏传佛教寺庙建筑逐渐有了自己的雏形,就是“前堂后殿”和“前堂侧殿”形式的出现;伴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壮大,寺庙形式趋于成熟定型,三段式的平面布局,“前堂后殿”式成为平面形制的主流。     

元稹与禅宗论略

在中唐士人普遍尚佛的大环境下,元稹与禅宗也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他好游禅寺、广交禅僧、感悟禅理、寓禅于诗、以禅悟感发来观照社会与人生。特别是在调适贬谪心态与谪居情绪的过程中,在调整自己生命价值取向时,禅宗对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从“学仙”到“倿佛”看李商隐的自我拯救

李商隐一生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积极用世是他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同时,人生的挫折、失意,又使他转向宗教寻求精神超越。无论是早岁学道,还是晚期佛,他始终不能忘怀于现实人生。于矛盾中求生存,在用世与超脱不能两得的困境中徘徊。     

从英国教堂文化透视中西方人生意识差异

英国人一生中的大事都与教堂密不可分——从出生的洗礼,到成年后的结婚仪式,乃至离世后的安息之所。在日常生活中,周末到教堂祈祷一般也会与英国人相伴一生。教堂文化折射出英国人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去教堂是他们与上帝对话的途径,也反映出他们如何面对现世的人生意识。他们对生死的看法与大多以佛道为宗的中国人有很大差异。认识中英这种宗教文化上的差异,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解决中西方交流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