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财产权属性

关于温室气体排放权的性质有两种观点: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权仅仅是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的资格或许可,是政府的一种新型管制工具;或者,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利。立法实践中,温室气体排放权基本上被视为一种政府管制的工具。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视角看,温室气体排放权其实是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获取权,应当作为一项财产权利。根据新型财产权的观点,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国家为了解决气候领域的公地悲剧而创设的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的管制性财产权。     

全球正义: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伦理原则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排放权。目前,对国际社会影响较大的分配排放权的四条伦理原则是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这四条原则各有其合理性及其局限,只有全球正义原则较为理想地综合了这四条原则的优点,是分配排放权的最为理想的伦理原则。建设世界主义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是实现全球正义的文化前提和伦理保证。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法律机制探析

总量控制是减缓气候变暖、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制度。通过分析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路径选择，论述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法律机制的概念、特征和内容。结合我国国情，分析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法律机制的体系与内容构建，提出了建立以政府温室气体总量管理为主导，具体排放源减排温室气体为主体，公众广泛参与及国际密切合作的法律机制目标，为保障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的实现提供法制化的基础。     

美国联邦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监管及其挑战

虽然美国联邦尚未制定专门立法来规制温室气体排放,但"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署"案奠定了EPA依据《清洁空气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基于该判决,EPA先后颁布了针对移动源的危害调查报告和尾气管道规则等以及针对固定源的时限规则和剪裁规则等。在"美国电力公司诉康涅狄格州"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依据美国联邦普通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巩固了推动EPA依据《清洁空气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路径。"负责任的监管联盟诉美国环保署"案的判决则再次夯实了EPA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美国联邦层面在《清洁空气法》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制度轮廓已然形成。这既是重大突破,又面临诸多挑战。     

关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构想

随着各国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中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本文通过对成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介绍和比较,再结合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分析所得的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提出构想。     

论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财产权路径——以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为视角

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在指定时期内排放一定数量温室气体的权利,它也是一项财产权。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分为总量控制型交易与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两类。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碳减排的成本,还可以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碳汇经济。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推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既可以引导产业结构向低碳转型,又可以创新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应选择基线和信用型交易的模式。通过创建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碳汇经济的发展提供平台。     

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

国际上对温室气体减排信息公开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私人减排信息披露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私人减排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比较成熟,对于公共减排信息披露也就是公共减排信息公开问题的研究成果则很少,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的区域性的公共减排信息披露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了建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全球统一的减排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中国等发展中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该坚持以人均历史排放理论为基点来构造全球指标配额体系、发达国家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信息披露的各种软硬件设施的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全球减排信息公开的统一规范与监管体系.     

加利福尼亚州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项目简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全球变暖应对法案》是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典型代表,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创立了世界上最广泛且最复杂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该法案的碳减排目标设定及其对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碳排放总量、覆盖范围、碳配额抵消与存储机制、报告与履行程序、与其他排放权交易体系对接等问题的制度安排,对应对气候变化法律的构建与完善具有先锋榜样意义,同时也彰显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地方措施的重要作用。     

美国石油企业温室气体减排策略研究

由温室效应所产生的气候变化是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之一。美国各石油企业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应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用清洁能源、优化关键设备及合理安排生产工艺流程、科学合理地回收温室气体等方面入手,采取积极的消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以达到减排温室气体的目的。     

以EMME／2为平台估测温室气体的研究成果

京都协议已确认并应用战略战术措施来减少温室气的排放，因此，城市交通系统规划人员不得不寻求一种革新的方法来满足京都协议的要求。本文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环境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的概念，油耗，温室气体排放和京都协议的要求；第二部分描述了温室气体排放估测所需的方法，并指出了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第三部分阐述了如何应用ＥＭＭＥ／２作为平台来估测室气体的排放；最后第四部分作了总结。     

论我国企业减排温室气体的制度促进

随着全球气候日趋变暖,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体制已从京都机制的自上而下模式演变为巴黎机制的自下而上模式。这就要求我国应当重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其中包括借助制度安排来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现有立法散见于地方政府部门文件,且普遍存在义务设定重强制减排,轻企业自主减排;重效率追求,轻正义考虑;重制裁惩戒,轻激励引导;重义务创设,轻责任落实等缺陷。为了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我国应考虑寻求硬法约束与软法引导并重、行政处罚与经济激励并重、义务设定与责任落实并重,引入碳排放交易和碳税制度。     

温室气体减排立法及其与相邻法律关系

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涉及到"汇""源""库"三维度囊括了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各个领域,折射到环境保护法领域,其与能源法、环境管理法、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为此,制定专门性温室气体减排立法,必须处理好与相邻法律之间的关系。即在遵循相关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现行立法的具体规定,制定具有前瞻性、国际视野和可持续性的法律。进而帮助政府缓解减排压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进度。     

《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控制体系的评析

对于温室气体控制是否应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一直都有争议。不应将温室气体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这不仅是由于温室气体不属于大气污染物,也是由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决定的。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于能源生产等“上游活动”和公众生活消费等“下游活动”。我们应对其进行上堵下疏：一方面力促清洁生产,另一方面倡导低碳生活,将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结合起来,多管齐下共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必要将温室气体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调整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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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组成与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的关联性——基于2011—2016年CDP中国报告的实证研究

围绕温室气体信息披露这一研究主题,以2011—2016年中国受邀回复CDP碳披露项目问卷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概率比回归分析方法首创性地探讨董事会组成中的独立董事比率及女性董事比率对中国公司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比率愈高的公司,愈可能回复CDP问卷并公开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信息;女性董事比率或女性董事人数则与公司是否公开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无显著关系。此外,本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率与女性董事比率皆显著正向影响公司披露气候变迁所带来风险与机会信息的可能性。此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中国女性董事所发挥的功能,并为获知温室气体披露信息影响因素提供经验数据,进而为董事会、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提供理论参考。     

论汪伪南京市宣传处对公共娱乐场所的管制

汪伪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后，南京特别市宣传处逐步接管公共娱乐场所，从制度建设、政策实施、明暗监管等方面加强对公共娱乐场所的管理与控制，主要体现在剧场、艺员、票价与演出四个方面。宣传处的管制，引起了伪政府、社会、以及艺员的诸多互动，呈现了一幅复杂多面的历史画卷。     

论管制的废除

管制反映了刑罚轻缓化的趋势,体现了刑罚的人道性和谦抑性,有助于行刑经济。但管制欠缺报应性,丧失了其作为刑罚方法的惩罚本质,且缺乏行刑保障,不具有可操作性,尤为根本的是管制与缓刑制度内容重叠,导致刑罚体系有失科学,故应予废除。     

论南非住房权的救济

住房权是南非1996年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根据南非宪法法院的判例,住房权的救济并非要求政府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住房,而是要求政府应以社会利益的分配正义为基础,在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内为弱势群体设计一个可行的住房计划,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借鉴南非的经验,我国可以通过修宪、立法等途径,确认公民住房权,并建构完善的住房权救济体系.     

泛温室气体成因及对策分析

温室气体成因认知正在经历着由单一的高度经济活动成因向"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转化,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的二元机制也有向单一的减排机制转化的趋势。这两个趋势并行发展,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成因的多元化要求应对机制的多元化。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并且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减排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碳汇潜力巨大、水循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则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增加碳汇,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论国家义务概念之萌芽与发端

国家义务起源于古典自然权利意识。在古罗马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国家义务概念萌芽的痕迹已经显现：国家义务寄生于国家概念之中,国家义务与国家目的在同一时序上产生,国家义务与人权概念互为条件,国家义务论涵盖于国家正义论之中。在罗马法复兴时期,随着自然法的兴起,法治思想的进步,国家义务概念已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