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外来直接投资对华经济的负面影响

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在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给其以负面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与我国引进外资初衷的差异.     

宏观环境、投资策略与我国寿险公司风险研究

近年来,我国寿险公司的投资自主权不断扩大,随着“偿二代”等政策相继出台,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成为监管者重点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构建基准模型,针对我国寿险公司投资策略对公司风险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构建嵌套模型来分析宏观环境对投资策略风险效应的间接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投资策略对公司风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这种投资策略的风险效应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会降低已有的风险水平,利率水平上升会在增加寿险公司偿付水平的同时增加公司经营风险。本文研究对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寿险公司投资策略选择和安全经营具有政策启示。     

金融危机、财务灵活性与公司投资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金融危机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存在什么影响,公司财务灵活性是否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对企业投资的不利冲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以2007年至2009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全部A股民营公司为研究对象,可具体考察金融危机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不同财务灵活性公司的投资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何差异。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危机显著降低了公司的投资规模,并提高了其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财务灵活性则起到了有效的缓解作用。这说明由于资本市场不完美,宏观经济的冲击会通过影响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来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面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公司的外部融资能力下降,而较高的财务灵活性能使公司避免高成本的外部融资,并抓住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消费与投资比例形成机制的ACE仿真研究

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解决了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的分离状况,应用该技术建立的微观模拟模型,可以将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有机地联系起来.借鉴ACE的基本思想,采用Java计算机仿真技术,创建了基于消费者行为、政府行为以及企业行为的计算经济学仿真模型,进行了若干模拟实验,得到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初步揭示了消费与投资比例的微观形成机制.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基于经济周期视角

运用2003—2019年宏观季度数据,构建随机波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分阶段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存在非对称影响效果。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消费、经济产出和价格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消费和经济产出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呈现正向但影响强度显著降低。从时间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价格水平的作用时间较短,对投资、消费和经济产出的影响在中长期持续存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货币政策自身对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控效力,因此,中央银行应把握货币政策调整节奏,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保障货币政策调控有效。     

定向增发、股权结构与投资多元化研究

文章基于投资行为视角,以2007年定向增发公司为研究对象,对2008-2012年定向增发与非定向增发股权结构与投资多元化关系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非定向增发公司股权结构与投资多元化不存在显著关系;与定向增发公司相比,定向增发两权分离度与上市公司投资多元化水平负相关;定向增发两权分离度与上市公司投资多元化呈“U”型曲线关系;定向增发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多元化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定向增发公司股权制衡度与投资多元化水平呈负相关.这一发现,不仅有利于上市公司完善股权结构,提高公司竞争力,而且为监管部门对大股东行为加强监管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营商环境改善是否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并取得一定成效。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并分别探讨了不同投资行为、不同产权性质、宏观经济景气与否的异质性。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企业投资行为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通过对企业投资行为进一步分类发现,营商环境主要通过缓解投资不足而非抑制投资过度来提高企业绩效；相比国有企业,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绩效影响更加显著；相比宏观经济景气时,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更为显著。     

中国房地产投资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

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研究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对于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制定更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着重要意义.文章构建了关于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周期相关时间序列的单变量和多变量UC计量模型,运用1992-2014年的数据,对中国房地产投资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短周期和中周期与国内生产总值周期较为接近,其中短周期拐点先于经济周期,可以此预测经济周期波动;中周期两者非常接近;长周期上,房地产增长趋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致;短期内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引发整个经济的波动.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适当发挥房地产业的积极作用,促进宏观经济的顺利转型等政策建议.     

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对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以及最终消费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最终消费存在唯一长期均衡关系;②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是净出口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净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③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最终消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脉冲响应较敏感,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④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净出口的平均方差贡献分别为57.8%、57.7%和73.3%,作用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国别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变通——从文化视角重新解读折衷范式

当国别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时,折衷范式需要根据投资区位的文化特性如价值观、社会关系、权力距离等因素做出适应性调整,而母国文化特性如商业习惯、顾客偏好、风险与不确定性偏好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产业选择和国际市场进入方式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外出务工汇款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支出的影响

以新迁移经济学相关理论假设为基础,改进了贫困农户的家庭支出模型,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山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汇款对农户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结果显示:在农户的支出系统中,食物消费和生产性投资同时受到汇款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健康和教育支出受到汇款的间接影响;汇款在食物消费和生产性投资上表现出来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且作用方向相反;汇款作为现金收入更多的被用在食物消费而不是生产投资,但随着收入的增多,农户用于消费的支出比例相对减少,而用于生产投资的支出比例才逐渐增加。结论也对相关政策的分析和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     

社会资本投资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通过将社会资本投资因素引入欧拉投资模型,探析了社会资本投资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动态影响,并以2008—2012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社会资本投资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结果发现：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经营活动现金流显著正相关,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而娱乐支出和获得直接政治关联是中小企业构建关系社会资本的有效措施,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国际间接征收模式及我国借鉴

征收一直是国际投资的一个主要风险,但时至今日,直接征收越来越鲜见,随之而来的则是"看不见"的间接征收。借鉴国际立法,我国对间接征收认定应采取国际上通用的行为效果与目的并重的折中模式,并采取概括兼列举的形式进行立法。     

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与公司投资行为

运用中国3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1999-2005年的平行面板数据,就其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上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均与投资支出负相关,且银行借款与投资的负相关性显著强于商业信用.在引入投资机会集与负债比率的交互项并细分样本之后,发现相对于低成长的公司,高成长公司中商业信用与投资的负相关程度更强,而银行借款与投资的负相关程度在高低成长公司中差异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过程论──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维分析模型及其应用

本文在概述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进展与不足的基础上，建立四维分析模型，展开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技术、区位、方式、时机选择。利用模型定义了主动、诱发、迫动型投资，并结合投资动机提出矩阵分析方式，以便更好地解释日益复杂的对外投资行为；最后以垄断优势理论为例，验明四维分析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和兼容其他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融资结构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创新研发的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1 732家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建立债股比指标用于衡量企业的融资结构。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融资结构与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企业融资结构越偏向股权融资,越能促进海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发生。企业融资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这种反向变动关系不因企业所有制不同而有所改变。同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结构能通过创新研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完善外源融资结构,有利于企业创新及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以黑龙江省1990—2009年为例

为研究黑龙江省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选取1990—2009年相应统计数据作为样本,原始数据表明,黑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稳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提升,所占比重明显偏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投资和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居民消费的直接拉动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间接拉动作用较显著。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约在0.61左右波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约在0.23左右波动。应注重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投资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主要风险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严峻,世界各国都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调整与变革,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一些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等因素也加剧了境外国有资产经营运作的风险.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主要风险进行归纳分析,提出了企业应对风险、加强风险防范能力的对策建议.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