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策略——文化上的异化 语言上的归化

中国的翻译历史悠久，但是文学翻译历史较短，仅一百多年的时间。文学翻译离不开语言和文化的转化。有文学翻译以来，文学翻译的策略之一——归化与异化就是中国翻译界一直讨论的问题。展望21世纪文学翻译策略的发展趋势，译者应采取文化上的异化与语言上的归化的文学翻译策略。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文学是畸形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例，值得重视与研究。对“文化大革命”文学作出基本评估，总括其主要特征，并探讨它对文学发展的教训与启示就显得尤为重要     

永贞贬谪文人的“文以明道”思想

在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倾向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人认为“文”应该服务于“道”，但在“文”与“道”的具体关系上，他们的观点有异。任何文学团体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永贞贬谪文人的文学观点也不是独立于中唐文坛之外的一家之言，他们是中唐文坛上最活跃的文学团体之一，其“文以明道”文学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与当时其他文学流派密切相关，尤其与同时期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互为呼应补充。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现代文学观念的裂变——论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分野

文艺学界论及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分野，往往着眼于创作手法的区别上，前一阶段在对２０世纪外国文学走向的探讨中，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我认为，从创作手法上很难区别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因为艺术手法常常不会被一种主义所独有，许许多多优...     

文学，总是在矛盾中寻求着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趋势

文学的世俗化与高雅化并行不悖，相互推动，这正是适应人们永不满足的文学与审美上需求的结果，可以说，文学总是在矛盾中寻求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趋势。     

现代汉语的写实性追求与写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相互支撑

西方写实主义文学观在中国的落实，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的支持。胡适等人对古典文学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文学所使用的语言与写实主义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的不满。在对文言文学表示失望时，他们曾经把目光投向古代的白话，然而后来发现，古代白话的许多表达方式仍然与写实主义文学观念的要求相差很远。现代汉语建立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西方语言为样板对古代汉语改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语的写实性得到加强。没有这一变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写实主义文学在创作上的成就。     

面向实践的大学文学课程体系设计与分组教学

传统文学课程体系建立在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模拟上，忽视了文学课程的人文性，更不能适应面向实践的人才培养需求。还原文学课程的人文性，重视学生的个性化生命体悟，以学生主动探索的“研学”活动建构大学文学课程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使文学的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实现真正的对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体系、评价机制中的诸多问题，实现学生人文素质与实践能力的提升。     

文学是主体审美意识的语符化显现——文学性质的艺术哲学论析

以人类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为逻辑起点，把文学放到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上来考查，并充分注意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文学是主体审美意识的语符化显现”的文学性质观。然后从艺术哲学、文艺美学和语言艺术的理论视角上，论析了如何充分理解和正确把握文学是主体审美意识的语符化显现问题     

郑板桥与性灵文学

本文从郑板桥与性灵文学的关系立论，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文章指出，郑板桥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派的美学思想，而在性灵文学中，郑板桥又有自己的特点，如在内容上强调性灵与功利的结合，在艺术上善于提炼作品的主题，抓住典型生活细节与意象等等。     

世界文学背景上的苏联文学

本文针对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坛贬抑苏联文学的种种观点，进行了辩析。把苏联文学放在２０世纪世界文学的背景上，探讨苏联文学的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作出不失偏颇的评价，以求得与苏联文学实际相符合的认识。     

“互识”：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动力

共性的存在为位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学的沟通提供了基础，而中外文学史上很多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表明，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学体系间自觉的借鉴与吸收，则为促进中西文学的互识性对话提供了基本视点。相互的借鉴与吸收，在中西诸多文学主题与题材的流变中体现得最直接、最集中。     

新时期文学的世纪回眸──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20周年

新时期文学站在时代前列，自觉地推动历史前进，在更纯粹的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新时期文学高扬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文艺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新时期文学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是认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奋斗的普通人。新时期文学在艺术上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不少名篇佳作。新时期文学还主动吸收了外来文化因子，在尝试和借鉴中，不断丰富着文学表现复杂的社会人生的手段，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是新时期文学繁荣最深刻的原因。     

九十年代：文学理想到文学消费的过渡

九十年代，文学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一方面受八十年代及以前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之后大众文化的勃兴，文学呈现出一定的消费特征。无论从环境、观念还是作品内容看，九十年代都是此前纯文学理想到新世纪文学消费的过渡，其分别体现在文学环境的异质性特征、文学观念上媚俗与反媚俗的对抗以及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断裂与承继。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论数字化时代的超文本文学

超文本文学是数字化时代网络文学创作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它的产生，有赖于互连网和超文本技术的充分发展。与传统文学相比，它有着鲜明、独特的特征，如结构上的超链接性、书写上的互动性、写作载体的超文本性、表现方法的超媒体性、传播方式上的互文性等。超文本文学的出现，给传统文学带来很大的冲击，如它对传统叙事的重新解读，但它的出现同时也丰富了文学的样式，繁荣了当下的文学创作。     

转型与变化: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小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同源性的关联方式促成了文学的分流和变化，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在类型范式和价值形态上都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本文立足于文化转型与文学变化的同源性关系，从“文学的类型分化与作家群落的变化”、“回到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叙事空间的转移与物质话语的膨胀”、“大众传媒对文学的改写”、“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商业化倾向”等五个层面，概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区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并对上述特征已经或可能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评价。     

后新时期文学的启动与八五新潮文学

本文从多元文化互动矛盾的角度，揭示８０年代中期新生代文学在文化选择上与新时期文学的疏离和对抗，探索多元文化互动矛盾在新潮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以为多极角逐、多元共生的后新时期文学寻找起点，为后来的文化演进提供来胧去脉。     

意境、典型和话语权力----- 论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尺度

文学研究应该把握文学的基本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在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要求。传统的中国文学，也包括中国文化圈的诸如日本、朝鲜的文学，是以意境作为基本审美尺度；传统的欧洲文学以及与《圣经》文化有关的中东文学，则以典型作为基本审美尺度。作为对传统的超越和反拔，当今文学有着新的基本尺度，从过程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文学的话语权力或者文学的话语权力关系就是这样的新尺度。从话语权力关系来看文学史，文学史上的古今之争，雅俗之辩，继承传统与鼓励反叛、提倡标新立异的分歧，强调作者自主性和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的差异等问题，都是由这种话语权力关系所引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