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历史的颠覆类型与叙事伦理

戏说颠覆历史真实的意义不能一概而论.单纯的知识性颠覆并非作品价值评价的核心标准,亦非戏说.精神性颠覆蕴含新型历史认知,以真理正义和精神创造至上原则为价值基础,超越了戏说境界.情感性颠覆既存在知识性颠覆,又违背正当与善的基本伦理原则,也缺乏创造性历史认知,方为否定意义的戏说.研究历史题材戏说必须改变概念滥用、意义误判的现象,以文本叙事伦理的特征为根本依据.     

论“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叙事形态

从民俗叙事角度来看,"东北作家群"小说呈现出共时性复合叙事的形态特征.多形态叙事在不同作家身上具有鲜明的侧重点.概括起来讲,萧红主要以启蒙叙事见长;萧军重在凸显民间叙事风格;而端木蕻良则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叙事.     

引领新潮:浙江作家群领衔新文学流派的意义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他们在新文学建设上往往有开拓者之功.其中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开新文学风气之先,并以作家群体的庞大及其多种成分构成使其有可能在多种文学流派形成中参与其间并取得领衔地位.     

聚焦文学:《新青年》中浙江作家群凸现的意义

探讨《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从文学性视角切入至关重要。《新青年》中以周氏兄弟领衔的浙江作家群体阵容壮观,在各个文学领域都有开拓者之功,这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示《新青年》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开拓、创造意义。     

断裂的辩证法：福柯思想的反叙事性解读

福柯通过对思想史的三个重要主题即起源、连续性、总体化的颠覆,建立起解读历史的独特方法。他对话语一陈述一档案的知识考古及系谱学分析突显了历史文本的断裂和偶然性,揭示了其人为构建的本质,认为争夺历史的合法解释权是多元、非连续的历史被建构成总体性叙事的主要动机。在倡导断裂的同时,他还兼顾局部的连续性。从叙事的角度观之,具有反叙事的特征。     

诗意的颠覆与重构——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叙事策略

乌托邦小说与诗意是密不可分的,反乌托邦小说恰好采用了非诗意化的叙事策略以达到反乌托邦的目的。非诗意化叙事手段,包括内容的日常生活化和异化、叙事的客观冷漠化以及对情与爱的异化等。从哲学层面看,非诗意化是对人赖以存在的时空进行解构,从而展示出未来非人化世界的恐怖和绝望。但反乌托邦小说的非诗意化背后,同样存在着作者强烈的诗意冲动,它在颠覆诗意的同时又重构诗意的理想图景。     

历史记忆的颠覆与重建——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的历史叙事分析

《奇鸟形状录》是村上作品中的一个鸿篇巨制,尤其是其对于历史记忆的叙事方式吸引众多学者的目光。在作品中,一方面村上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虚构若干情节,颠覆了历史记忆,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政治的独特体验和理解。另一方面,通过＂拧发条鸟＂这一隐喻式的事物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紧密联系起来,又利用不断重复转换几个叙述人称和随之不断变换的叙述视角,将《奇鸟形状录》中的现实横线和历史纵线缀连起来,将历史记忆重建,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完整的历史记忆。可以说,颠覆和重建是《奇鸟行状录》中的历史叙事的最大特点。     

家国叙事与个体精神叙事的叠合与断裂——从《财主底儿女们》为出发点看中国小说的叙述特质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自问世后争议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呈现的是一种丁字形的结构。具体体现在:其第一部与传统的家国叙事传统叠合,第二部则聚焦个体精神叙事。当后者包蕴的精神性叙事渐渐壮大、膨胀,并自成天地后,与专注于世俗世界的叙事模式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原有的以家国命运盛衰荣枯为主轴的叙述框架已无法容纳如此丰富繁杂的主观内容。貌似整全统一的叙述结构产生了断裂,而《财主底儿女们》全书显现的第一部与第二部间的丁字形结构正是这一冲突外显的症候。这两种叙述方式间的断裂,不仅仅是外在叙述形式上的歧异所致,更是不同的文化选择和精神价值取向间的摩擦和冲突。     

在“疯女人”的背后——简论《金锁记》的男权颠覆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塑造了一个“疯女人”曹七巧的形象,但在这一形象背后体现的是作家鲜明而又深刻的男权颠覆意识。作家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了男权社会的缩影“姜公馆”浓重而又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探究了造成曹七巧性格异化的原因,并对男权文化予以嘲讽和鞭挞。     

传统与断裂：“信用”流变的历史考察

信用在传统中国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秩序，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身份社会达成和谐。但在现代以来，随着工商业经济和“陌生人”社会的发展，信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了断裂。这也是现代信用危机的根本所在。     

政府形象传播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当前政府形象传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比如能力困境、责任困境、接受困境、道德困境和引导困境等,产生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期待与现实的反差、宣传与交流的信息失衡及问责与担当的制度缺位等。破解政府形象传播的现实困境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确立服务公众的形象本位,二畅通对话交流的形象渠道,三巩固为民谋利的形象符号,四疏解舆论监督的形象批评,等等。     

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是继《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后又一座三国史的里程碑,是三国题材由历史到小说漫长演化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它对上融陈寿原著与裴注于一体,兼采其长而出之以编年,对下影响到“说三分”与《三国志演义》创作。在思维方式,材料整合,叙事艺术,语言风格以及文化观念等史传与小说相通方面《资治通鉴》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独特作用。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哈曼的伦敦之行及其思想史意义

哈曼是最早对启蒙运动提出系统批判和深刻质疑的思想家之一,在德国思想史乃至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1757-1759年的伦敦之行是哈曼思想历程中的转折点,由此,他离开了德国主流的启蒙路线,转而皈依基督教,试 图开辟一条全新但却另类的启蒙路线。作为思想史事件,哈曼的伦敦之行对德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全球一体化思想的历史根源及现实意义

随着生产的现代化所造成的交往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世界一体化发展成为一种不可避免之趋势。一体化应该是经济、政治、思想的一体化、即深层上表现出来的文化一体化过程,它是一种多元文化的价值选择,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转型

在后危机时代,要有效解决中国与印度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两国在技术水平上属于后发国家,在经济体制上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实际背景。由此,本文认为,在当前中印两国进入经济开放新阶段的条件下,必须改变原有的单纯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获得技术的增长模式,进而实现向主要依靠以自主创新战略为基础的能力发展的结构性转变。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美国汉学界的东北作家群批评的视域研究

近年来,美国汉学界有关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进而逐渐赢得了中外学界的普遍认同.综观美国本土学者与华人学者有关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其考察视域展现出传记批评视域、历史文化视域与性别政治视域等多重维度与复杂流变,从而体现出西方现代汉学领域在范式转换与发展态势等层面所体现出的诸种特征.     

如何看待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关于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有的人感到迷惑不解,更有的人据此认为李大钊的历史观是多元的、对唯物史观点持批判态度的。事实上,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教学研究与他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是有内在联系的两件事。他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意在说明,唯物史观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进步历史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进步的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是唯物史观产生的重要前提。他在对史学思想史的教学中虽然没有更多地讲唯物史观,但他进行这种探索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他在头脑中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