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试析

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两个层面，即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伦理上的道德教训。文章集中对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进行了剖析，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了这种功能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背景、历代君臣对文学教化功能的认识以及传统史学实现其道德里训和收化功能的途径。作者指出，尽管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被神化，但它并未形成一种在道德上制约极权者的威摄力或约束力，而在向人民灌输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上，在强化君主专制制度上，在模铸中国人的奴性人格上却起到了行之有效的作用。     

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史学评论标准探析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动,传统儒家伦理史学解体,以"史界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渐成主流。作为史学组成部分的史学评论,于此时也得到了发展。新的史学评论标准得以确立,民族与国民的进化发展成为其社会政治评价标准。在学术评价标准上,要求历史研究应该探求社会进化发展的公理公例,强调历史解释;在编纂体例上提倡通史,章节体;强调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阈中公共权力制约的困境

实现公共权力的科学运行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从权力的官僚化、伦理政治化和民本的虚位性的视角,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公共权力制约的内在联系,对传统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制约的现代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试析邓小平理论的伦理内涵

中国政治向来就是一种伦理政治。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理论一样，邓小平理论也带有突出的伦理特色。所不同的是，邓小平理论不仅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烙印，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文明水准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考察邓小平理论的伦理内涵，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邓小平理论的价值目标从整体上说，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作为一个体系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经济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当代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当代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杨适近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变动，造成了如今大陆、台湾、香港在社会制度上的重大差别。华人散布于全球，受到了西方和世界各地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更使中国人在文化上显出多样性。但这些差异，并不能否定中国人在文化上和伦理道...     

中国古代褒贬史学论略

褒贬史学发端于春秋笔法,是经世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在褒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著史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展开评判时使用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模式。具体而言,褒贬史学是包括表现形式、书写原则、重要理念与核心精神等四个相联结的层面的整体,不仅仅体现在一部或几部史籍之中,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学实践活动之中,因而它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     

尊尊之义：从丧服制度看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情感原则

本文通过追溯当下政府行为特点背后的思想渊源，展开对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内在精神的理论探索。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构建在起源处就与基于家户财产的家父长制支配不同， 强调基于人性中的尊尊之义来构建从父到君的政治伦理。 以君臣上下为主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内在精神主要是尊尊之义与道义原则，这两个维度以人的仁义之性为基础，调整着政治秩序中君臣关系的具体样态，并以礼制的形式塑造出一套关系伦理，型塑着中国人的心智结构。这一关系伦理虽然在历史与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但仍然对政治秩序有着根本性影响。     

中华民族若干传统伦理精神论略(之二)

情感主义精神在家族主义和中和主义的规约下，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着眼点在于人伦关系的调谐，它以“礼”为准绳，以血缘关系为根基，以情感为纽带。它强调人伦关系的温情性，以情感和理性相调剂，甚至将情感凌驾于理智之上。它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的需要，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并演化为情感主义精神。（－）憎＠主义历神是中国传统伦理的特产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既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产生的历史根源，又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延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试论韩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

本文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近几年韩国的“廉政风暴”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作者认为，韩国金钱政治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政府主导型”政策和文化上崇尚“人治”；而这场政治革新运动的背景则是近十年来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经济上实现了转轨，市民社会基本形成以及军队改革初见成效。从韩国的经验，作者归纳出几点对亚洲后发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即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政府不宜过多直接干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分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对全民反腐倡廉的教育和法制建设尤为重要。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革与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

本文认为现代伦理变革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伦理变革与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构成相互诠释的关系；与民族危机、文化冲突相关联；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同一。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伦理精神，“文革”以前的伦理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它以“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和特殊的政治体制为保障。民族生存发展的压力、革命时期的伦理、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苏联模式的移植，构成中国伦理现代转换的重要背景。如何处理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构成现代伦理转换必须解决的三大难题     

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再认识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     

关于历史思维模式的断想

本文提出,历史思维模式是史学个体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和综合,是史学个体按史学研究的思路在对史料整合过程中所构建的一种具有转换特色以及相对稳定的思维认知系统。它包含认知、逻辑、价值、情感、审美、想象和灵感等要素。这些要素之间交互影响,彼此制约与联动,构成了史学个体对史料的不同组合。作者通过对历史思维模式内涵的阐释认为,当代历史思维模式具备整体性、开放性、隐序性三大特征。认真研究史学个体的思维活动,有助于提高思维内容的真确性,加快思维节奏,提高思维效率。     

社会问题的凸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是与 2 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问题的凸现息息相关的。五四运动以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注重社会现实的改造和革命 ,并从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汲取经验教训 ,成为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现实社会运动的激荡下 ,顺应着史学发展的方向 ,肩负起社会改造的历史使命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 ,因而迅速崛起并成为史坛主潮。在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解放的历史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顾炎武史学思想新探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中国史学界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反对神化《六经》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对“六经皆史”的命题做了具体论证,试图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经史合一的历史科学;他反对以政治伦理的原则凌驾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之上,赋予实事求是原则以价值中立的本质属性,努力为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奠定方法论基础;他不再以宋儒的天理史观来解释历史,而是以通观全部历史进程的眼光去深究其中的各种因果关系,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论史卓识。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透视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特质

从古代政治文化体制的绵绵沿革透视我国经济管理的特质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附着于封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理念。传统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的建构,为农耕经济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人"经国济民"或称"经国济世"的管理思想和携带着天然的弃私性;求均意识限制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现代管理模式的形成;重农抑商的政策及重义轻利的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制约经济发展与高效管理的障碍。这些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管理和经济管理合而为一的形态表现。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形态,托体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用今人的价值观念去品鉴古人的经济管理意识,目的是从中获取睿智的思想源泉,加深对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独特性的探讨,为凝缩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提供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一个文献述评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成熟民主国家和后发国家这两种政治发展模式都有其时空条件的特殊性以及经验移植过程中的适应性问题。"哪种发展模式更适合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成为海内外中国政治发展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检视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得出一个基本观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模式选择的研究要在既有政治理念的理论逻辑下进行规范的学理探究和学术性论证,从横向的国别维度和纵向的历史维度,总结评价成熟民主国家和后发国家成功的政治发展经验,汲取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刻启示和有益因素,以及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唯如此,才能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