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的抗日舆论宣传

《生活》周刊系1925年10月10日由黄炎培创办于上海，初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以刊载职业教育信息等内容为主。1926年邹韬奋接办之后，刊物逐渐演变为以反映和探讨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杂志。“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办刊宗旨发生很大变化，以针砭时弊、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成为一份著名的新闻时政刊物。本文拟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周刊的抗日舆论宣传做一考察分析。     

让我慢慢靠近你

他有点像小燕子格格 9月22日，我们正在共同学习《童趣》一课。 “那么，‘我’为什么要鞭打癞蛤蟆？”我问。     

“红领之家”的成长与其信念支撑分不开

“一个宁波北仑土生土长的社会组织从无到有,再到走出国门为国争光．‘红领之家’为何五年持续红火”。（《宁波日报》）     

发现女性的光辉:《歌谣周刊》的妇女歌谣研究

妇女歌谣自《歌谣周刊》创刊之初便是歌谣搜集与研究的一大重要主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歌谣与妇女所具有的内在天然联系和外部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背景合力作用的结果。《歌谣周刊》作者们对妇女歌谣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研究底层乡村妇女命运的历史和社会材料的不足,有利于引起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然而需要留意的是,《歌谣周刊》的作者们在分析妇女生活时侧重于揭露乡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凄惨境遇,这种选择性的文本阐释忽略了对妇女能动性的认识。同时,由于《歌谣周刊》本身“学术”“文艺”的办刊目的,其能为妇女解放所起到的实质作用无疑也是十分有限的。更进一步来讲,透过《歌谣周刊》对妇女歌谣研究的逐渐丰富与深入,也可窥见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逐步建立的过程。     

韬奋《生活》周刊的经营方略--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之二

韬奋1926年10月接办《生活》周刊后,确立了大众立场的办刊宗旨,通过吸纳优秀作者,编发有益于大众的内容,有效地进行了报刊内容经营。他采用低价策略,让利读者,全方位推广发行。他非常重视广告经营,强调广告的社会性和真实性,不赚不义之财,并把赚得的广告费用于事业的发展。他主张人才主义的用人策略,为公择人,任人唯贤,通过公开招考和试用方式决定是否录用。到1931年《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15.5万份,创造了旧中国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他还创造性地利用《生活》周刊的热销效应,通过出版过刊合订本、开发“读者来信”图书和发行“生活周刊丛书”,走出了一条刊外多元经营道路。     

立国之本 莫言“突破”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贵刊的《忘年交书简》栏目致力于给读者释疑解难,我很爱读。现在我也提出一个问题,请拨冗解答,不胜感激。《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上刊有《胡耀邦平息“突破”事件》一文（见附件）。该文重新提起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件旧事。事情是这样的：先是有人谈到作家在政治思想上也要突破,说：“政治上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面临着被批判的命运。后来由于胡耀邦同志的干预,此事得以平息。这确实是值得庆幸的。     

笃志博学 勤劬钩玄——试评《彭桂萼传》及杨宝康的史学成就

在我国的《文章学》中，“传”是史体之一，或单称“传”，乃是用于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明·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指出“字书云：‘传者，传（平声）也，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四库全书》载有“传记类”：一类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崇尚朴实、雅洁。它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救亡日报》桂林版的言论特色

1939年 1月 1 0日 ,《救亡日报》从广州迁往桂林 ,在桂林市乐群路 63号 (后迁于太平路 1 2号 )复刊 ,直至皖南事变爆发后 ,因拒绝刊发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新四军为“叛军”的通稿 ,而于 1 941年 2月 2 8日被禁止出版。在短短二年一个月十九天时间里 ,《救亡日报》桂林版以极具特色的报道尽可能反映了广西和我国抗日战争的实际 ,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实际 ,在战时的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号角当年数‘救亡’,杜鹃啼血为春芳。”《救亡日报》桂林版一方面通过版面的报道和编排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另一方面 ,发表…     

何必三思而后行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日：‘再，斯可矣。’”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多次，孔子听到了，说：“考虑两次也就行了。”     

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

《文选》学家们往往把《文选》不录经、子、史的选文范围视为萧统具有“独立的文学”观的证据 ,而忽视了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上 ,这都是不合理的。《文论》的这种选文范围是由“非‘文’不选”的文学审美性的宗旨与总集编选的目的与体例共同作用而成的     

回忆采写张海迪的日子

郭梅尼是《中国青年报》的资深记者，《中华儿女》第5期刊登她的文章——《回忆采写张海迪的日子》，回忆了她20多年前对张海迪事迹的采写过程。对此，2007年6月8日，南京市市委书记罗志军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虽然已过去二十年，但郭梅尼同志传授的思想方法和敬业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采访的深度决定报道的深度’、‘回答时代的提问’，‘先进人物是不是神’，这些提示在今天还是那样令人叹服”。为方便大家了解和学习郭梅尼的报道思路，本刊将该文摘选如下。     

《淮南子》引《易》论《易》考义

《淮南子》诸篇引《易》文字凡十三处,论《易》文字凡两处,皆有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其受孔子易学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能说明孔子易学之前曾存在一种以讲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周易》"古义"的证据。这些引《易》论《易》的文字并未提供超过传本《易传》的有关象数学或占筮技术的信息。由《淮南子》引《易》所见的与帛书易传《要》篇相关的文字看来,帛书易传于汉初似尚无一个广泛流行的定本,遂至失传。     

心灵依靠

我送了8月份的《可乐》给朋友晓晓，因为文章《人定胜天》中的一段话，让我感动了好久：“我们要把人生中遭遇的各种各样的事，都看成上苍对我们的考验。当考题是‘幸运’时，我们要说一声谢谢；当考题是‘灾难’时。不悲叹、不怨恨、不消沉、不灰心、不牢骚满腹，一味开朗达观，一味努力向前，做好该做的事。”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     

奋斗的理由

一直很喜欢《论语》里的这段对答：“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说有一天，孔子和两个得意的弟子颜渊与子路座谈，孔子问他们的志向是什么。敢爱敢恨的子路比较喜欢抢答：“我希望发财，天天能开奔驰坐宝马，月月能穿世界名牌，总之物质生活很富足。”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学习《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文选》的出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在《邓小平文选》中,贯串着一根红线,这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四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教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占居首要的地位,起决定性的作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2页)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方     

学术批评要尊重事实——“汉字难学否”笔谈四则：汉字真的不难学吗——评几位“语言专家”的所谓“汉字教学新说”

2008年11月4日《北京青年报》“人才时代”版刊登《语言专家联名拯救汉字教学》,11月17日《光明日报》“观察与探索”版刊登《“汉字难学”否专家有新说》。这两篇文章都是对“汉语国际教育”研讨会的报道。会议时间：10月24日晚;地点：北京语言大学国际餐厅;出席人员：几十位“语言专家”;会议讨论的内容和达成的共识：“驳斥了社会上流行的‘汉字最难学’说法”,     

也谈《红楼梦》大旨谈情的审美内涵

“情”乃《红楼梦》美学构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曹雪芹“大旨不过谈情”的审美内涵。即“作者的痴情”、“书中人物的悲情”、“‘情不情’之‘情’”、“‘情情’之‘情’”、“世态人情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