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对本土文学具有冲击性,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由于语言的规定从而同化翻译文学,最终使翻译文学民族化.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最终取决于语言及文学观念的变革.     

翻译与期待视野的互动——以“党的文学”的译介为例

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在中国曾被多次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体制乃至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发挥了难以想象的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列宁的文章是通过翻译影响中国的.然而,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而是多种力量纠缠较量的场所.列宁文章在译介过程中出现的多种译本,引发的论争、激进化与权威化,乃至最终重回历史性,既是现代中国思想变迁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翻译活动和社会期待视野互动的产物.     

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也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更通过编者、译者、作者、读者和出版方之间的多维互动有效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公共空间.期刊、翻译与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重对话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楼穆翻译之争与鲁迅

1933年9月间,楼适夷和穆木天围绕楼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展开的关于误译的论争,实质上反映了当时两种不同翻译观念之间的激烈碰撞。论争最后以鲁迅的表态而告终。鲁迅对翻译批评中＂专揭烂疤＂的做法的批评,体现出鲁迅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察和认识,以及对进步文艺的精心呵护,为文艺青年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翻译现代性:剔除、强化与妥协——对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英、法文学译介的跨文化解读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来源,“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五四时期,《小说月报》大力译介英国、法国文学,摸索了剔除、强化和妥协等三种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途径,形成了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翻译现代性”理念与实践。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经“翻译”而来的文学“现代性”追求是复杂而多向度的,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不只是一种打通了域外文学／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之间界限的中国“现代文学”构造过程;而更多是一种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的差异与冲突间的跨文化抉择,也是一份消弭了文学性／社会性彼此不同指向而呈现出自省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交混的矛盾而又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     

话语权力之争:文艺论争的一种隐形形态

文艺论争贯穿了整个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这些论争的起因既包含有意识形态与美学观念上的分歧,更蕴涵着话语权力争夺的因素.从创造社挑战文学研究会、革命文学攻击鲁迅、茅盾、自由人第三种人对付左联的事例中,可以发现话语权力之争是激起多次文艺论争的潜在心理动因.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后退式写作:文学通史格局中的现代文学

把“现代文学”放在文学通史的视野中看 ,其最根本、最能彪炳史册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阶段。“文学”这一思想形式的发生 ,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的历史性复权。这是民族政治的产物。它不仅把一种文类推向前台 ,还作为内在驱动力对这一文类产生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裂性关系形式 ,使现代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则。这种认知方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表现范式。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大众化·民族化·现代化——茅盾在“民族形式”论争中的理论见解

<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40年前后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不容忽视的。这场论争的参加者之多,涉及面之广,以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文学形式问题所达到的理论高度,都是前所少有的。可以说,作为一次文学运动,这是我国的文学工作者适应现实和文学发展的需要,朝着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学这一宏伟目标所迈出的第一步。在这场论争中,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意见,不仅深入地论述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而且进而论述了文学的民族化及其密切相关的大众化和现代化问题。茅盾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对于开创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建设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也不无启示意义。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梳理与探究: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我见

按照逐渐为国内学界认可的观点,现代文学不仅包含从“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三十年,还应该包容新中国成立直至今天的文学,这就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拓展了相当广的空间。步入了新的世纪,如何将已经扩大了时空界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继续深入与发展下去,这是值得研究者们深思的。我考虑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必须努力回到历史原点,进一步弄清历史史实、梳理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力求重现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嬗变、对于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等,须作出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评价。长期以来,我们     

"主义文学"与苦难书写——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一种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有大量作品描述过苦难.作为贯穿性创作现象,苦难书写映现着中华民族经历的风霜雨雪,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最见思想的所在.而苦难意识则与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它既由文学思潮导引,也成为相关思潮的一种思想标志.其中启蒙主义、左翼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为代表.三种"主义文学"苦难意识的差异,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文学和本土社会的多重关系.     

超越与去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之路——以苏汶研究的遮蔽与缺席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惯性,即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简单化的截然两分,这种惯性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某些缺失与结论偏颇.以1930年代左翼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论争为例,苏汶正是文学政治化时代一个被阉割、被遮蔽的历史人物.由此可见,若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新拓展、步入新境界,就必须具有理性的问题反思和自我批判,即研究中的超越与去蔽.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路径选择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核心人物,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最前沿,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的翻译方式。一方面,周作人遵守"直译"的文学翻译方式,将异域文学所讲述的地方知识、情感体验、精神价值、文学观念、审美方式等内容,以不加任何文学修辞的方式直接复制过来,使文学翻译呈现出单向度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周作人又不断延伸和拓展"直译"的翻译范式,使"直译"向"意译"靠拢,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灌注时代的文化导向和个体的文学理想,将文学翻译演变为文化他性和文学自性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场域。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和收容性意识。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审美阐释的理论期待视野--兼论中国现代文学评论标准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探索与争鸣,是8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强势话语,其潜形态表现为形式主义"审美自治论".审美经验具有多维度内涵,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总体化审美表达方式的本质特征,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审美阐释学的理论支点.中国现代文学审美阐释学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多元性和兼容性的理论期待视野.其价值旨向不仅具有当下性关怀,具有历史感和方向感,还维系着文学独特的本质属性.     

错位的文学对抗--重评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

三十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是以胡秋原、苏汶等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以左翼陈营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交锋,胡、苏以文化自由主义的宽容性和审美性拆解对方的"武器论",左翼则以政治性、工具性规定文学的功能和创作;一方执著于文学的本体自由,一方坚守着文学的伦理自由.这是两种文学观念、标准的对立和碰撞,是一场错位的文学对抗.     

"五四"人学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人学观念的建立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学观念的倡导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营造了必要的社会氛围,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为人学观念的深化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不过,围绕人性抒写和社会改良等问题,自由主义文学在与革命文学展开多次论争之后,也因远离中国革命的社会现实而遭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不得不溢出个体信仰层面,承担群体使命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