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与纷争

复社存续期间,通过联合编书的方式选编了《明经世文编》和大量时文选本。这种以分工合作为主要特点的学术活动表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缩短了书籍编选的周期,提高了张溥等复社领袖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复社的学术影响。然而,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以文化发展中的地域差异为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来争夺话语权的矛盾,不会形成统一的学风和治学特色。     

复社与东林党关系的实态性分析

东林党与复社是相继崛起的士大夫群体,对于晚明社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二者在人员构成上师传衣钵;政治活动上声气相求;政治理想上志同道合;学术观念上一脉相承,是对于晚明政坛党社一体化格局的最好诠释。     

复社的源流与社集

复社作为晚明最大的社团,其始成立,因由文学上的文体论争,形成了“务为有用”的复古宗旨。复社成立后的社集,则夹杂了政治的因素,逐渐由文学社团演化成政治性的组织。驱阮事件是其政治化行为的具体体现。     

复社和几社对台湾文教事业发展的影响

复社和几社是明末两个文人社团,它们提倡通经致用,崇尚民族气节.其精神随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郑政权及复社、几社社员渡台而播迁台湾,并对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试论复社内部的政治分歧

复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由《留都防乱公揭》和《幸存录》所引发的争论表明,复社内部政治分歧的实质是如何评价明末党争各方.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这一分歧在明朝灭亡前后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复社内部的政治分歧有着深刻的地域、家世渊源,并与复社松散的组织结构及社内分层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分歧的存在使复社成员的政治活动呈现出极强的分散性和宗派性,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复社与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

复社是以衿绅阶层为主体成员的文人结社,因此衿绅阶层力量的强弱及其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复社的行动理念和模式。本文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为背景动态地考察复社的活动．揭示出复社的影响力正是明末江南地区衿绅力量发展的集中体现,而清初这一地区衿绅力量的衰弱则必然导致文人结社的衰变。     

论谭元春与复社的诗学关系及相互影响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相结合,两者在诗学上关系复杂;复社重经史、务有用、主雅正的主张对谭元春有潜在影响,谭元春主张深美、重实用之文;谭元春与复社均主张学古与真性情,复社提出君子的忠友孝悌之情,谭元春与之相近;谭元春等人的竟陵诗风对复社诗作的正反影响,表现为复社诸子的有意学习或避开;谭元春与江西复社人士的美学旨趣接近,其诗文中清远自得的风格与江西的文学传统与审美取向相一致。     

谭元春与江西复社文人之关系考察

谭元春是竟陵派后期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复社成员,他与江西籍的复社人士交谊最为深厚。崇祯五年,谭元春在江西与万时华、陈宏绪、陈际泰等复社成员相游处,长达两月。双方的诗学思想和美学旨趣相似,都追求清远自得的风格,并相互影响。谭元春重新研读《文选》,探讨古诗的创作。江西复社人士也受谭元春和竟陵诗学理论的影响,万时华的《诗经偶笺》运用"以意逆志"法来解读,追求"玄致",贺贻孙的《诗筏》论"无厚"均脱胎于竟陵派。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

崇祯年间,谭元春率竟陵派许多成员加入复社,耐人寻味。谭元春在启祯间与复社人士交游主要在四个区域:湖广,除公安派后继者外,友人多身兼竟陵派与复社两种身份;江西,为期两个月的胜游,与复社诸子谈诗论道,结下了深刻友谊;吴越,两度出游,友人皆为谈文之人;京师,四次上京,曾与吴地的复社魁首有过匆匆接触,无深交。梳理谭元春与复社成员的交游情况,有助于了解竟陵派在启祯时的进一步拓展。     

转折句式与转折词

现代汉语有几个代表性转折连词所标志的转折句式,包括常规转折、非常规转折以及二者融合性句式,可分为‘狭义转折’和“广义转折”两个概急。狭义转折主要包括带有“虽然……但是……”“可是”“却”“不过”等转折词的转折复句,这是教学语法所涉及到的常规转折。广义转折主要是结合语洁和逻辑两方面采看,前后分句具有转折关系的复句。它包括常规转折（即狭义转折）和非常现转折。非常规转折句是不含“但、却’类转折词的复句,本文重点计论了非常规转折中的让步转折句和假言转折句等典型句式,分析了它们的特点和归属转折句式的原因。常规与非常规转折融合的句子也属转折句,但还未形成固定的规范句式。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困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学术必须在批评与争鸣之中发展——评《汕头大学学报》“学术批评与争鸣”专栏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从2003年开始设立了“学术批评与争鸣”专栏,三年以来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前沿问题、热点问题、有争议的问题展开了比较广泛、深入、热烈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事实表明,学术必须在批评与争鸣之中发展。中国当代学术,必须批评各种各样的不正确观点和理论,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观点,论争清楚各种概念、范畴、观点、方法、体系,才可能得到科学的发展。     

文学修辞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文学修辞批评承诺对文本意义与效果产生的过程进行揭秘,它是批评家对文本进行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的基础。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学修辞批评与其批评对象之间有天然的亲和性,对文学的修辞性的忽视,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本质的忽视。     

也谈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证--兼与项义华先生商榷

项义华《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一文对光复会创立时期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辨误证伪的考辨,并形成相关史实的推定。文章采取史料排比、求同存异的考证方法,也对相关史料做考证,建构光复会创立的相关史实。在此基础上,对项文的考辨提出商榷,意在呈现史料考证的两种基本方法,供学界参考。     

古典市民社会的特性分析

＂市民社会＂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由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开创并加以初步发展,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实行共和体制下的城邦公民生活,同时,也影响了后世思想家、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本文拟从＂市民社会＂一词的起源和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各自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来探讨和把握古典市民社会的特性。     

浪漫情怀下的感伤与夸饰——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批评风格

"感伤"情调作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感情标记,普遍地弥漫在其文学批评中,并呈现出自我表现,感情夸饰以及意气用事等特征.其批评情感的质地以感伤、苦闷为底色,又有强烈的宗派意识和对抗情绪.批评者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论争、论战中的情感发泄和情绪化的批判上,而相对忽略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但这种论战也推进了"五四"文学批评逐步走向批评意识和文体并重的规范化操作.     

官绅合作与学脉传承:民初四川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嬗替进程(1912—1914)

清季四川存古学堂在民初变体为当时川省唯一的专门性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是蜀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过去对此研究不足。清季民初四川朝野除政治对立和抗争外,在文教事业上还有通力合作的一面。对这一过程作一考察可以从学术机构变迁的角度增进我们对近代蜀学传承和演变的认知,而从省一级的"地方"视角考察清季民初的社会、文化与学术,应可推进对那一时代的认识。     

传统与变革之间:两湖书院

两湖书院是清末张之洞在武昌创建的变革中的书院.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给予两湖书院变革巨大的推动力,使其管理制度、教学方法、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两湖书院一直徘徊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不修时文却以功名为主要目标;教学内容既有经史之学又有西学;教学方法传统与近代交融;利用商业资金办学等.这种新旧并存格局和新陈代谢的发展趋势,正体现清末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的变动和抉择.     

从《亚洲学术杂志》看民初遗民的文化倾向

《亚洲学术杂志》是1921年秋成立于上海、由一群遗民在讲学研究组织“亚洲学术研究会”基础上创办的一个学术刊物，该会及刊物立足于“亚洲学术与世道人心有极大关系”之主旨，极力宣传亚洲旧有学术，杂志的出版在学人阶层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共鸣，同时也引起了部分人士的争议。从文化思想倾向看，杂志肯认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中国文化精神，批判西方文化、称颂东方文化，反对机会主义新思潮、批判新文化运动，呈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