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辅助人的法律地位及责任承担

旅游辅助服务人不是旅游合同的当事人,不承担旅游合同违约的责任;但是旅游辅助服务人在代替旅游经营者向旅行者履行旅游合同义务的过程中,可能给旅行者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本文认为旅游辅助服务人对旅行者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违反该义务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论特许人产品侵权责任——以世博、奥运为例

从世博、奥运特许产品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以及特许人权利义务不对等来看,有必要将特许人承担特许产品侵权民事责任引入现有法律制度。应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设第35条第4款以及《产品质量法》增设43条之一,其责任的法律基础不是合同责任而是侵权责任,责任形态是连带责任,且以过错推定为归责原则。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法律责任分析框架新探——以"三鹿奶粉事件"为切入点

"主体-义务-责任"一体化研究框架较之法律责任孤立研究框架有诸多优越性,运用此框架分析"三鹿奶粉事件",设计"三鹿奶粉事件"中应然的主体体系以及其中各种主体的多重身份和相应的义务、法律责任,就可以发现:"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实然的"主体-义务-责任"结构存在缺陷,该事件催生的关于食品安全的新立法在"主体-义务-责任"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上已有所完善,但仍然存在不足.     

论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兼谈我国债法总则的存废问题

传统大陆民法在债(务)与责任的关系上坚持权利——义务两位一体的结构,在立法中并未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权利——义务——责任三位一体的结构,使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得以区分。未来我国民法典中应该设立债法总则,在债与侵权责任关系上实现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兼顾的转变。     

基于改进的ELESM法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以山西省为例

从城市低保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率、城市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和城市低保标准食品支出替代率三个指标来看,山西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明显偏低.文章采用扩展性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法（ELESM）和需求的收入弹性概念,将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比例分组,构建起测算城市低保标准更为适宜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基于ELESM法测算的山西省城市低保标准在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可以满足低保对象的生活需求,大大缩减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差异,而且不会给山西省的财政造成负担.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象、标准、基金筹措及监管——以《社会救助法》的制定为中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具体可以分为生理性、资源性、突发性、社会性农村极度弱势群体。应根据收入变化适时调整保障水平,同时从制定依据、标准构成及保障线确定和保障线调整等方面科学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财政负担、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和社会捐助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措的主要渠道。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涉及管理主体与具体操作方式、管理内容、检查监督机制及资金的保值增值等方面。     

人的骄傲与人的限度——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三组“合唱歌”释义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安提戈涅》的“第一合唱歌”、《俄狄浦斯王》的“第二合唱歌”及《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第三合唱歌”,分别表达了“奇异的人”应当遵奉神圣正义和人世法律,人的骄傲应当服膺于虔敬,人的限度关联节制和审慎等议题.从整体上看,这三组“合唱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人”的咏唱,呈现了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的伦理奥义.     

法的精神之理论再探讨——以经济法为例

法的精神在法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倡导一种动态的精神追求;在法律的功能上,更多地侧重于在事情和事中对经济主体进行价值指引,它平等公正地对待各法律主体的利益,从各法律主体的利益结合点出发,努力促进各法律主体通过价值指引的方式来消弭冲突和对立,进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本文以经济法为例,从法的概念这一新角度出发探讨法的精神。     

论责任分割的方法——以侵权法为对象

比较过错和比较原因力是侵权法责任分割的基本方法。现有理论不能解决如下问题:比较过错与比较原因力的关系、比较过失的数值化、原因力的含义与比较方法。比较过错是比较原因力的一种。原因力是由于原因的存在而使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增高的值,该值可通过归纳逻辑加以说明。原因力比较在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中都适用。     

司法能动主义的法哲学解读——以产品责任案件的审理为视角

美、德、法三国法官自20世纪以来在产品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尝试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减轻或免除原告对于生产者被告的过错进行证明的负担,以对既有的合同法与侵权法规则的缺陷予以弥补或克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相应历史时期内各国主流法哲学思潮的影响。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推进现代化省会城市建设——以石家庄为例

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纵深推进阶段,石家庄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在积极服从服务于雄安新区的同时,不断增强辐射带动功能,努力建设现代化省会城市。石家庄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省会城市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经济现代化水平不高、生态现代化形势严峻、文明程度亟需提高等。为此,石家庄推进现代省会城市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改革促“双创”落地生根,夯实现代化省会城市的“硬实力”;以生态城市建设为引领,涵养现代化省会城市的根脉;抓住创建“智慧城市”契机,推进省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文化养成体系,提升现代化省会城市的“软实力”。     

寻找劳动法上的"人"——以社会法为视角

以社会法原理为视角,以劳动法上的"人"为主线,描述劳动者的变迁从抽象人格走向具体人格;从原子化的个人走向团体的人;从雇员到股东;从劳动力所有者到资本所有者;从市民到公民;从"单面人"到健全的"社会人".以此来诠释劳动法律制度的变迁.旨在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     

新兴技术推动法理论变革的因素考量——以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责任分配理论为例的反思

人工智能时代之来临,法律人基于各自的理论推演和预设,试图构建新型法理论。以人工智能产品的侵权责任为例,学者们提出了产品责任说、高度危险说、用人者责任说以及法律主体责任说等代表性新观点。通过从生产者、使用者以及社会进步之角度进行思考,发现上述观点依然是传统侵权行为理论的延续。基于历史维度、主体维度以及技术维度反思,也可以发现,人工智能产品的侵权行为并没有动摇现有侵权责任分配原理,现有法理论可以处理好人工智能产品的侵权归责问题。从法理论变革的视角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会促进法理论在某些方面的变化,甚至可能是扩大了法律的规制领域,但是想要从根本上撼动现有的法律体系,仍然需要有其他变革的契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演绎表明,科技的发展促进法理论变革,需要具备多种耦合性因素,包括科技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制度因素,从而形成理论变革的合力。     

咱们的人——以抗战时期的山东省郓城县为中心

以抗战时期的山东省郓城县为个案进行考察,阐述日军入侵后的残暴行为,激起民众的反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树起抗日救国的旗帜,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打击恶霸等工作,在抗日根据地为民众树立了＂咱们的人＂的形象,为抗战后党进行土改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群众基础。     

论"建议的信赖限度"--美国《犹他州数字签名法》第309条评析

美国<犹他州数字签名法>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子商务立法.它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创设了"建议的信赖限度"的制度.此制度的出台,降低了认证机构的经营风险,限制了认证机构在出现损害赔偿时承担的责任,十分有利于认证机构及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应借鉴建议的信赖限度的制度,并增加对建议的信赖限度作最低金额的强制性规定,及认证机构故意侵权时不受建议的信赖限度限制的规定,并以保险制度作为建议的信赖限度的辅助性制度.     

九品官人法研究：以一品并非虚设为中心

国内学者多认为,九品官人法之一品虚设。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其一,乡品一品为虚设的理论根据,是学者认为九品官人法的分类方法与标准源自班固的《古今人表》。而事实上,九品官人法的具体内容不是源自《古今人表》,而是源于《周礼》《礼记》与《左传》的有关记载。其二,魏晋时期起家官品与乡品、官品晋升与乡品、乡品评定与父祖官品等诸多关系,决定了一品实际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即乡品一品者才有资格升至一品官位,一品官的子孙与宗室子弟能被评为一品,他们皆从五品官起家足资证明。由于二品膨胀和西晋朝廷“以二品系资”的影响,宫崎市定的起家官品比乡品低四等的论断,仅适用于曹魏和西晋前期。其三,多种典籍均记载,魏晋、后赵与北魏都存在着乡品九等,乡品“二品以上”的大量史料,琴品、棋品、书品、画品的一品与九个等级,更佐证乡品一品和九等的实际存在。     

马克思对法的批判及其“普遍的人的解放”转向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将对法的批判纳入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发展路径的起点,对法的批判是政治批判的重要表现形式,研究马克思对法的批判需放入法学发展史的脉络中审视.历史法学与黑格尔法哲学关于如何编纂民法典的形式对立是二者对于法律本质分歧的实质对立的表现.马克思通过批判历史法学派得出应从历史回到现实;基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人权的核心即"私有财产"是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的关键纽带,最终升华至"普遍的人的解放",自由优先于法学领域的最高价值正义,由此形成了马克思对法的批判的独特分析范式.     

侵权法的正义理念研究——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为视角

近代侵权法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个体正义为最高目标,在制度上则表现为形式正义.然而,当今风险社会中,传统侵权法在实质正义上近乎无所作为,导致其陷入生存危机.为应对侵权法的制度困境,本文对传统侵权法的个体正义理念进行反思,试图重构当代侵权法的理论基础,以期丰富我国侵权法的理论研究.     

城市贫困救助的目标定位问题——以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

社会救助的目标定位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问题。通过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标和寻标所存在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走向"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支持制度",目标定位要从原来的"收入定位"走向"收入(财产)+类别定位+需求定位"。在"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支持制度"中,集成"基础+分类"的救助目标,即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类救助,家庭分类救助的对象是面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同时通过设计和实施:贫困家庭的"儿童抚养补助金"、"残疾人照顾补助金"、"老年人照顾补助金"和"单亲家庭补助金"等等救助项目,促进社会救助体系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