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目的论与自由：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政治哲学以目的论为基础，即“人是目的”，大自然隐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普遍法治下的公民社会，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康德政治哲学具体表现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想的世界主义”两方面，这是其目的论在政治法律层面的落实。康德政治哲学是近代启蒙政治思想的总结和展望，其纯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普遍法治下世界公民的理想，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泉。     

论王光祈社会改造思想之特征

王光祈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五四新思潮及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改造思想.他的社会改造思想里既隐含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又不乏典型的空想主义色彩,同时具有以社会活动改造社会的思想特征,也显示出了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性.     

宪法爱国主义——公民凝聚力和政治忠诚的再塑

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主要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尤其是边疆的分离活动动摇了传统爱国主义理论的根基。因此,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足以实现公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进而无法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重塑爱国主义价值观就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再塑公民政治忠诚的新视角。即：将公民对于一国宪法的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主要价值来源和支点,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论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

受一战影响,源于西方的世界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渐成一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群,作为活跃于彼时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三大政治力量,都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世界主义思想倾向。于政治观上言之,他们世界主义虽各有所张,然亦显见其相类之处,或谓为原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在中国具体情势下之调整,其世界主义背后的深沉国家关怀清晰可见。     

论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激进的政治革命,目的都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推进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发起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内涵,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进展,对建构新文化秩序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复兴五四精神”与“打倒帝国主义”——“五卅”运动的北京反响

1925年因"五卅"惨案而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事件,对于分处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都是意味深长的沉重一课。面对由此产生的激进民族主义与反帝爱国风潮,与上海知识界的转向和调整不同,北京舆论界呈现出认同与质疑并存的复杂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足以证明,"五四"启蒙精神在"五卅"运动后出现分野,这种分野对于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愈发强烈,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中国的全面认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随着中日矛盾的逐渐激化,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对中国的认同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在宗教、家乡意识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直接威胁到华侨的经济利益,也激发了南洋华侨同仇敌忾的情绪。然而．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忽视了华侨在南洋社会的政治目标,也错过为此目标而进行华侨社会自身的整合活动及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调整．这是20—30年代以中国认同为全部内容的华侨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翻译·想象·历史——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以晚清和＂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系统的转型相呼应,民族危机的现实与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强势西方他者的学习兴趣,结合＂启蒙＂、＂救亡＂的目标,翻译当仁不让地成为再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国形象主体性的思想选择。其中主要以严复和鲁迅为例,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述严译文本的社会需求及其启蒙意义,严复选择西学的＂精髓＂来翻译,主要是＂癒愚＂、启蒙,消除国人头脑中落后的意识形态,努力改造中国愚昧、落后的国民形象,同样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的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释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论近代报刊民族主义的话语表述

戊戌变法时期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平台高倡民族主义有两种基本的表达方式,一是进行学理的探讨,一是对民众进行通俗形式的鼓吹。在学理的探讨上,首先是通过对中外历史的研究,探究民族兴亡之道;其次,深刻地揭示当时存在的国家衰败、民族危亡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民心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探讨救国之策。对民众进行通俗形式的鼓吹,目的是将救亡图存的思想更有效地传播给广大的民众,既诉之于理,更诉之于情。这一时期报刊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话语言说,完成了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现代转换,这一转换,是一代思想家通过学术的探讨完成的,因而有了基本正确的定位。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改良派与革命派关于中国社会道路的选择尽管有许多根本性分歧,但为国家为民族的心愿是一致的,对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复辟帝制的行为,报刊形成声讨的舆论场,尤其是1915年"五七"国耻,成为辛亥革命至五四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它以个人为本位,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色彩,但仍然与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     

人文觉醒的寓言化表达－作为启示录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启蒙小说.它既是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与人类主义思潮的回应,也是对鲁迅自身早期思想的一种创造性承续与发展.<狂人日记>更是一篇寓言性很强的小说,它对现代中国启蒙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作了清醒预言,并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健全人格塑造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思考,因而它又是一篇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五四”前后北京大学世界语传播概述

世界语(Esperanto)清末传入中国,但真正在中国得到推广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摇篮,对于世界语这种外来语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并走出校园,到民众中进行宣传,从而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观念则是世界语在中国得以大力推广并形成社会运动的思想基础。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人权至上,人格独立等民主主义观念上,还表现在改造国民性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上。另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也为五四运动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     

"五四"乡土小说的文化精神(上)

“五四”乡土小说作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重要载体 ,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批判的文化精神。其对古老乡村群体存在方式的批判 ,关于反封建文学主题的探寻 ,关于女性命运的文化启蒙 ,以及对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在都市与乡间灵魂漂泊的文化观照 ,都有着独到的发现与艺术的表现。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

先进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政治传播的主体。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传播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是政治思想推介、启蒙者，政治思潮的引领者和政治理想的实践者。“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政治传播的时代特点体现在：政治思想引进与选择的结合；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结合；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选择的结合。     

“五四”乡土小说的文化精神(下)

“五四”乡土小说作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重要载体 ,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批判的文化精神。其对古老乡村群体存在方式的批判 ,关于反封建文学主题的探寻 ,关于女性命运的文化启蒙 ,以及对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在都市与乡间灵魂漂泊的精神存在 ,都有独到的发现与艺术的表现。     

新潮社扩充为新潮学会的原因初探

新潮社是北京大学一群学生创办的社团。在社团成立之初 ,他们积极参加当时的社会启蒙运动 ,同时以推广新文学为己任。五四运动发生时 ,他们也积极投入其中 ,一些社员还成为学生领袖。五四之后 ,他们面对当时沉闷的社会和种种压力 ,终于宣布扩充为学会。本文就其转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从而也对当时青年对于五四反省有了一定认识     

“德”“赛”两先生青春永存——论五四精神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吃尽了西方富强、中土贫弱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陈腐的双重苦楚之后发出的怒吼 ,它将民主与科学构成富国图强的必由之路 ,同反帝反封结合在一起 ,为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斗争作了新的时代奠基。新时期纪念五四、发扬其爱国主义精神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内涵 ,其中特别是标志广义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近代史以其铁律证明 ,国家要富强 ,只有依靠民主与科学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