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认识的特殊性

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可以从认识客体的特殊性、认识主体的特殊性、真理检验的特殊性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客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客体具有间接性、符号性、价值性。主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历史认识理性的指导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的,又内在地包含了人的动机、欲望、情感、意志这一类非理性因素。真理检验的特殊性表现在:检验历史认识的最终标准还是社会实践,但在具体的检验途径上则是分层次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与时代自觉

政党的历史自信就是政党对于其奋斗历程及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认同与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时代自觉建基于自身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历史与时代对自身的合乎实际的主观意识和科学判断，这种意识和判断既源于自身性质，也源于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历史自信与时代自觉，还注重将历史自信与时代自觉结合起来，在总结历史中认识现实，在认识现实中把握时代，并结合历史与现实科学决策，实现自身和事业的健康发展。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注意将历史时空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转化为历史自信，并结合时代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转变为时代发展的力量，真正做到昨为今用、外为内用，进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理性与历史唯物主义

从"世界精神"的绝对理性出发,黑格尔树立起在历史过程中认识自身并实现自身的历史理性,从而使历史成为充满自我意识并具人类未来发展之自我启明性的精神成长史。然而,以现代大工业为基本建制的现代社会消解并割断了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历史意识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历史仍表现为人类与其真正利益相疏远的对立过程。易言之,在黑格尔称之为"历史狡计"隐秘处,马克思揭示出历史的真实就在于理性之下人的现实对抗,在现代社会,这就表现为在资本"物"的遮蔽下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对抗。     

把握世界四种基本方式的自觉整合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来源于理论创新与现实创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而人们又总是通过常识、科学、宗教、哲学等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参与并改变上述历史进程,因而考察这些方式作用机制之异同,进而沉淀出能够引领社会良性前行的方式自觉,无疑是一项重要课题。常识以"共同经验"作为"中介",容易导致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宗教以"启示"的方式预设一个超验的神的存在来理解和把握世界,也仅仅停留在"鸦片"的功用层面来化解和消弭现实中的各种矛盾;科学提供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感官幸福的前提,也彰显了人类理性,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经验—现象世界及其中的必然规律,并不能直接解决信仰、道德等人类价值世界中的问题;哲学通过理性考量来化解宗教、常识遭遇到的困境以及科学不能达及的领域,试图为人类的道德领域寻找根据,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指明方向。     

康德历史哲学中的“自然”概念及其意义

对于以考察人类理性为主旨的康德来说，为何在其后期的历史哲学中，却将“大自然”视为人类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条件?通过对“大自然”概念在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的总结与分析，人们将会注意到康德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另外一面，即在推崇理性、弘扬人的主体性的背后，还有着对于高于人这种“此在”、主体的更伟大力量、更深源流的追问与肯定。     

历史政治理论序论

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包括政治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和地方性,虽有所认识,但并不系统和深入,其原因在于缺少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从包括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到民主等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概念,再到理性选择主义等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均是特定国家和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却以普遍主义的方式传播且影响深远。社会科学是主要国家发展阶段的产物,已经走进世界中心地带的中国,自然要为国际社会科学贡献知识产品。作为中国政治学专有研究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一方面为鉴别政治理论的历史性提供了方法论,另一方面为“发现”中国史蕴含的丰富的政治学原理提供了可能。     

论历史转折意识

从历史必然性角度透视历史转变的本质，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历史转折意识，首要前提是对历史时间的把握。历史时间反映人类在历史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它是历史主体对时间的价值设定，它更多反映历史过程中质的方面，是对主体现实、未来的实践行为发生影响的参照系。所谓历史转折意识，是借助历史的客观内容未揭示对象已完成的时间段落的“内部的东西”，特指对具有多时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理性把握，它在现实历史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一种忧患意识。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善待历史--论新时期的历史教育

人们对待历史往往有很多不正确的认识,要想避免这种非理性、非环保的处理方法,我们必须善待历史,慎待历史传统中的精华与槽粕,做到这一点途径有三:认识历史、培养理性人及不要被历史所淘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种教育是服务的理念,遵循师生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契约式关系来开展历史教育,才能实现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在市场建设逐步完善的今天,在符合效益最大化规则前提下,既形成节约教育成本、减少资源浪费的良性机制,同时又要实现历史教育培养具有民族传统与精神的理性人,肩负起弘扬市场理念、传承民族精神与传播现代文明的重任.     

王船山的历史理性

中国古代文化向来就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反省历史也是宋明儒学的学术追求.但是,宋明儒学在反省历史时总表现出这样的趋向:或者是坚持道德理性的伦理主义立场,以"道统"为标识任意裁剪历史,以"心术"为准绳去裁量历史人物:或者是实用理性,从而将史学视为"资治"的手段,历史学只是为了给当代的统治者们提供经世治国的实用经验与技术.这种历史观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实际发生过程,不探索历史的客观规律,故而也就不能真正的总结历史的经验和评判历史的功过.王夫之试图扭转这种历史观.他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对历史进程的探索,使得他能够为建构历史理性做出重大贡献,从而在历史领域中确立了历史学的独立学术价值.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历史经验的三维解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遗传基因,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自成立时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仅取得了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更是凝炼了蔚为大观的历史经验.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作为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系统来把握和认识,从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并重、文化开放与文化独立统一,以及弘扬主旋律与倡导多样性协调等三个维度予以解析,可使历史经验以更加清晰的脉络和整体的特征呈现出来.多维度审视、考察和坚持历史经验,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大有裨益.     

制度变迁过程的历史沉淀成本效应分析

在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历史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的假设前提背景下,从未来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和财务预算约束等角度考察历史沉淀成本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影响,为制度变迁过程确立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从而弥补了原有研究的不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不完全是常态,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普遍存在,历史沉淀成本很容易发挥作用,从而表明:未来越不确定,信息越不完全,资源越稀缺,导致财务预算越硬,历史沉淀成本效应越大,制度变迁过程越困难;反之越容易。由此可发现,在放松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当事人的决策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沉淀成本的影响。因此,只有当事人对历史沉淀成本的约束条件作出正确的理性反应,才能使其决策更加贴近真实世界,这对于全面认识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基于内容与形式的分析

对历史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展开。在内容层,即主体对于客体的确证与认同之中,侧重分析客体或事实被界定为普遍抑或特殊之属性的依据与根源,它也是历史客观性的根源所在;在形式层,即涉及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确证过程"中,侧重分析时间、空间与个人生命相结合构成的历史性因素及其疏离普遍性的方式,以及在非历史的理性与历史直观/顿悟之间历史理性的运作。只有历史理性这种特殊的普遍才具有真正历史的力量。因为它是历史的,对理性有限性的认识,使得人们不至于膜拜理性而对特殊和差异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进而,它作为具有历史性的理性,经由它构成的历史叙事更易于否弃历史决定论,不会将历史变成一种不可摆脱的负担或运作强制性权力的工具与说辞;因为它是理性的,我们才能够借助历史建构起一个交流与实践的平台,并在其上进行合作、达成共识,追求普遍意义或普世价值。     

政治学中的历史之辨——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政治学的比较

准确把握中国治理现实、真正超越西方主流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将历史维度根植于政治学研究之中,建立历史传统与当下情境的有效关联。政治学中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是如何呈现的?由中西比较视野观察可知,历史制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政治学的西学理论源泉;作为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在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赋予历史感的同时,也拓展了主流政治学的考察范围。只有在理论自觉、平等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历史传统的认识,才能实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关于历史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思辨--兼论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理论缺陷

在对有关人类活动及其历史的描述中,最流行、也最"合乎理性"的,是黑格尔开创的历史决定论.按照这种理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即在"历史理性"的指引下趋向于某个终极目的的不可抗拒的过程.事实上,这一观念不过是宿命论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戴着这样一副关于历史的先验形而上学眼镜去看待历史,常常不能对历史做出合情合理的诠释.因此,重要的不是历史中的法则,而是历史中的智慧.这种智慧,只能在轰轰烈烈的历史事变中、在把多种可能性变成一种现实性的选择中、在对历史进程的非凡的想象、设计和创造的过程中才能够看到.     

"理性"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理性化

本文从人类关于"理性"的认识史和人类的活动史两方面考察认为一方面,"理性"的内涵不断地被历史化、实践化;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不断地被理性化.在历史理性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解决的关键,恰恰是要建立一种彻底历史化了的理性观,即广义的实践理性观.     

论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

人们在日常意识中理解的“历史”,并非原始的历史实在,而是经过思维加工的产物。人类的行为产生了原始经验,极少一部分原始经验通过思维进入历史。这一过程不仅使原始经验转变成历史经验,也使思维本身成为历史思维。由于我们的认识只能意识到被思维加工的经验,因此原始经验的存在只是一个逻辑预设,它使描述历史经验与历史思维的共生状态成为可能。原始经验进入历史思维的过程,也是历史经验的概念化过程,即历史经验在历史思维编织下的生成过程。由于历史思维能够按不同的结构与技巧来编织历史经验,这就使历史经验的概念化具有多种可能性。因此,被人们认可的历史本体,实际上是历史思维活动存在的概念化多样性可能中某一种可能性的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表现及历史作用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特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其形成取决于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实践和历史文化背景。实用理性涵盖了国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重人事轻鬼神的人生信仰等。实用理性精神对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对于中国文化多元化、连续性特征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精神动力作用;但也存在功利主义等的不足。     

论西方近代历史叙述与理性意义体系

近代以来 ,西方历史学借助人文主义走出信仰世界 ,神在意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被理性取代了。历史学背负着理性 ,从文学中分化出来 ,逐步职业化 ,以叙述人类社会理性发展的历程为己任。然而 ,历史学在职业化过程中 ,由于对理性的多元解释而拓展出两个方向 :一是以科学理性为核心追求历史叙述的客观性 ,二是以历史理性为核心强调被叙述对象作为一种历史个体的独特性。这两种职业化倾向最终形成了实证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的对峙 ,左右着近现代西方史学的进程     

儒学的历史命运

儒学的历史命运昭示了儒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即儒学为人们提出了理想的生存模式和它的开放性品格。但儒学在逻辑演进中却呈现出目的理性显著而缺乏工具理性支持的缺撼 ;儒学家们把内圣外王互斥互盲的两种境界和两种视野 ,理解为逻辑递进关系 ,这些造成了儒学演进中的一次次生存困惑和危机。着眼于儒学的振兴 ,必须坚信儒学的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 ;正确处理儒学的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 ;弘扬儒学的开放性品格 ,丰富儒学的内容 ,使儒学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