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自主理论:能否成为生命伦理学的自主原则

在过去几十年里,“自主”概念在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并被广泛地运用.在“贝尔蒙特报告”中尊重自主原则作为首要原则被正式提出.人们普遍认为,生命伦理学的自主原则来源于康德的自由理论.实际上,自主在康德的理论中不只是伦理学的基础,而且是哲学的基础.在康德看来,尊重自主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绝对的价值和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认可,剥夺别人的自主权是将他人作为手段,而不是将他人作为目的去尊重.在一直都是以医生为主体的医患关系中,强调人的自主具有非常深刻的道德意义.但是人类的道德生活中不是自上而下、直线式地将道德规则运用于具体情形中的.在医疗实践和医惠关系中,实践康德的道德理论将会面临不少困难.     

密尔伦理学的主旨——为功利原则辩护

密尔的伦理学主旨之所以是为功利原则辩护,不仅与密尔的成长背景、密尔对确立道德基本原则重要性的认识有关,而且也可以从密尔各主要伦理学著作的主题中得以确证.密尔的伦理学思想是围绕着为功利原则的辩护而展开的,其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     

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剖析——《功利主义》中的幸福思想

在密尔看来,功利主义幸福不涉及某些具体的个人快乐和实质性的道德品性,它探求的是一种对待个人与多数人利益(幸福)的态度和衡量决断的标准。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强调,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相较于个人利益(幸福)而言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幸福),惟有如此社会才会是和谐良善的,公民才能拥有良善幸福的生活。功利主义幸福观所提供的以整体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以往古希腊以来关于幸福践行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困扰和担忧可谓是做出了恰当的回答,在当代应用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比较研究

文章概述了古典功利主义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对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进行比较,主要从密尔对边沁功利主义的修正,即快乐主义向幸福主义的转换、功利原则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道德制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简述了密尔在自由和正义两方面对于边沁功利主义的补充,试图通过整个分析比较的方法,更深入了解功利主义。     

密尔功利主义容纳人的分离性探讨

功利主义以功利原则为道德的基本原则,遭到了忽视人的分离性的指责。如果基于批评者的逻辑,密尔的功利主义在逻辑上可能容纳人的分离性;而密尔通过把不伤害他人划定为是完全强制性的义务;把积极援助他人划定为不完全强制的义务;把自愿的自我牺牲划定为人类最高的美德等三方面对道德责任领域进行限定,避免了功利最大化成为个人的道德责任,使得其理论平等地关照了每个人的利益、幸福与基础权利,从而使得密尔的功利主义在理论上得以容纳人的分离性。     

密尔功利主义容纳个人权利的方法探析

功利主义因以功利最大化为道德评判的标准,被指责可能会为了追求功利的最大化而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密尔通过把人类关键性利益设定为个人的基础权利、把功利原则设定为价值论原则两种方法,使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个人权利,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该如何设定权利的说明,也为我们分析特定情形中的权利的权限范围提供了基础。但是,密尔的方法仍然面临着"幸福"概念无法达成共识所导致的难题。     

论密尔对功利主义思想的修正与超越

功利主义是用快乐和痛苦的心理体验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的思想理论,也是一门极其精致的道德学说。作为功利主义的奠基人,边沁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诸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一系列思想主张,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原则性界定和崭新的价值标准。密尔则将功利主义发挥到极致,在修正与超越边沁功利主义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继而提出了快乐有质的不同、幸福即快乐的最大化、公共幸福与自我牺牲的一致性等批判性主张,功利主义也由此步入了其发展历程的巅峰阶段。     

生命伦理学道德地位的理论进路

道德地位是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重要范畴,是人类道德觉醒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诉求。它遭遇了“概念无用论”和“分层不合理”两种观点的挑战,为此必须澄清诸种理论进路。经典的道德地位进路主张人类属性具有规范意义或道德相关性,人的道德地位植根于其内在价值,但遭受自然主义谬误和非必然性的诘难。能力进路修正和拓展了人类属性观点,融入动物属性特质,细分为理性能力和感知能力两种情形;但以感知能力否定给予胎儿道德关怀,以理性能力拒绝赋予脑损伤者等以道德地位,忽略了物种多样性和链接纽带。关系进路则主张将道德地位纳入与他者“相互证明自身行为正当性”的关系中,并将其作为道德地位的唯一因素,难以解释生命权利的发生。利益进路将利益作为唯一条件,将利益差异作为道德地位的区别,但存在利益的计算、权力和利益转换难题。或许,生命共同体的道德地位进路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一种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何以可能？——以约翰·密尔为中心的考察

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功利主义通常被认为在正义这一领域内遭遇了困境。随着关于约翰·密尔修正解释的兴起,密尔的正义理论被认为可以走出这一困境。在密尔那里,功利原理并不是一种狭隘的道德原理,而是作为整体生活技艺的第一原理。与生活技艺相对应,密尔提出了生活技艺得以实现之基础的性格学。性格学主要关心如何培育人的自主性,自主性成为密尔规定功利这一概念的核心要义。同时,密尔将权利视为正义区别于其他道德技艺的关键要素。权利被密尔重新定义为对人而言最为重要的功利,而自主性就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性功利。结合密尔对功利原理和正义的讨论,自主性成了搭建功利与权利之间的概念桥梁,一种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得以可能。     

论奥诺拉·奥尼尔的原则自主——生命伦理学中自主性的概念分析与关系转向

比彻姆、邱卓思等人认为生命伦理学中的自主性是指个人的自主选择或行动,在知情同意中表现为病人的自主授权。奥尼尔则认为这种个人自主由于过度强调病人的自主性反而造成医生与病人的分离,走向一种律法主义,也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信任缺失。因此,她认为应该回归康德的自主性概念,用一种原则自主对个人自主进行修正。然而,不论是个人自主还是原则自主,都未能脱离启蒙理性主义的主体性视域,只有对自主性概念进行一种关系性转向,立足于医患关系中去重新界定病人的自主性才能真正为消解医患对立并修复医患信任提供理论基础。     

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历史进路与理论困境

功利主义是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其特征是追求"最大幸福".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面临何谓"幸福"以及如何测量"幸福"等理论困难,现代新功利主义放弃快乐、幸福等功利价值观念,代之以福利主义的功利价值观念.但是新功利主义依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如,如何将功利原则贯彻实施,如何论证"最大化"原则的正义性,如何实现功利价值即在人们之间实施正义分配等等.功利主义的困难其实也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从"是"推出"应该"的问题,这首先要求对何谓价值作出实质性回答.     

试论功利主义伦理学作为普世伦理学基础的可能性

在道德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重的今天,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作为一种普世伦理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就有了其存在的重要现实意义。但由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要能够被理解和接受,需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商谈的方式,在人类交往行动中达成公共理性的共识,进而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普遍可接受的道德规范。     

敬畏生命：生命伦理学的价值之维

生命科技的发展使生命的原貌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生命对于人的秘密越来越少,然而随着生命的神圣性逐渐被“解蔽”,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生命的敬畏感也在逐渐淡化,作为对这一事实的回应,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基于当前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及其面临的难题,鉴于阿尔贝特·史怀泽①的敬畏生命伦理学,笔者认为“敬畏生命”是生命伦理学的价值之维。敬畏生命应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思想：敬畏生命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命;敬畏生命肯定了道德责任的无限性;敬畏生命肯定了生命的平等;敬畏生命对学者也提出了把生命的一部分奉献出来的要求。     

批判与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约翰·密尔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探微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约翰·密尔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 ,在对启蒙时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重构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这种批判和重构不仅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位移 ,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问题 ,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革。     

可持续消费理论的伦理学基础和原则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人类反思传统的发展观和消费观,作出了可持续消费的明智选择。可持续消费理论体现了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公正和适度的原则。     

中国医改实践的生命伦理学困境与中国结构主义伦理学视角

本文从中国道德哲学的高度,从哲学和道德社会史、中国社会史和医学社会史等视角,在全面系统回顾西方国家伦理学史和西方国家个人主义生命伦理学典范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宏观社会处境下,历史分析中国道德哲学和儒释道生命伦理学的思想传统与面临的挑战,重点是根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生命伦理学实践,首次明确系统提出中国特色"结构主义伦理学和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理论视角和伦理流派,并阐述结构主义伦理学与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体系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范围内容、基本特点和结构性成因,尤其是结构主义生命伦理学对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涵义。同时简要讨论中国现阶段"以群体和行业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文化。最后,文章依据结构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中国医学职业精神建设的若干政策性建议。     

道德哲学的应用伦理学转向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当代型态 ,有自身的“体”和“用”两部分。与传统型态的规范伦理学和心理主义相比 ,应用伦理学需要在道德哲学层面 ,在出发点、理论前提、价值律、方法论和利用传统资源的解释模式五个方面实现转变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之“普遍化原则”的四重学理性追问

被哈贝马斯视做实践协商中的论证规则的"普遍化原则",虽为普遍有效的规范的产生呈扬了新的伦理致思向度,但仍有几个蔽而不明的问题需在学理上作进一步追问:一是对康德的定言命令予以语用学改造的普遍化原则与定言命令本身究竟有何异同?二是普遍化原则较之于康德的定言命令究竟有何优点?三是特别兼顾每一个人利益的普遍化原则会不会变成一种依凭利益考量而行动的功利主义或者后果论?四是尤为强调平等权力和无强制对话的普遍化原则会不会使对话的过程变成权力的角逐戏与利益的博弈地,抑或变成权力的谈判妥协过程?     

把握生命科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动态平衡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只有实现生命科学与生命伦理学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才能保证人类社会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呼唤。现代生命科学与生命伦理学是一对处于共构状态下的矛盾,互相制约,共同发展,有机互动,从而实现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这一动态平衡过程,促进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     

关于生命伦理学原则的争论

比彻姆和丘卓斯的四原则说与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说是当今生命伦理学界有关原则主义争论的重要关注点。他们有关生命伦理学原则说的争论集中体现在:程序性原则还是实质性原则、原则普世性的看法、行善原则的地位、原则能否辩护公共政策道德权威等方面。全面梳理和评析比彻姆和丘卓斯与恩格尔哈特的原则说及其争论,对于思考价值多元化中的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和建构当代生命生命伦理学原则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